吴国和蜀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刘备这种经济体制让自己的人民苦不堪言。

三国时期，战争不是天天打。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样你的国家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因为三国时期人口流动非常大，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会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在这方面，曹魏做得最好，所以大家都愿意住在那里，

曹魏集团在三国取胜的关键不是武力和智谋，而是一种制度。

东汉末年，由于王刚的崩溃，天下大乱。当时四海稍有能力的人纷纷起来，打算在这浑水里大捞一笔。其中有扶汉之人，有救庶人之人，有想独霸天下之人，有被迫揭竿而起之人，有随波逐流之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以曹操为首的曹魏集团、以刘备为首的韩曙集团和以孙权为首的东吴集团。

在这三个集团首脑的创业传记中，人们常常赞美刘备。因为在大家看来，刘备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典范。曹操是朝廷高官的后代，人脉资源深厚；孙权的父亲孙坚至少是诸侯，而他的哥哥孙策是有名的江东虎。只有刘备，虽然顶着中山之后显赫血统的光环，但毕竟刘氏已经没落，他既没有丰厚的俸禄、封地，也没有相对富裕的家财，只能靠编草席、草鞋这种低端手工业维持生计。刘备终于可以和孙权、曹操抗衡了"用金汤匙"人天生就是站着的，这的确是创业史上的奇迹。

其实平心而论，这三个人里，除了孙权，有点"官二代"、"富二代"除了意思之外，自制的例子不能被刘备独占，曹操也是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曹操虽然祖上抽烟，有很深的官场资源背景，但是年轻的时候曹操并没有靠着父母祖辈的影子混个高官厚禄，只是在他28岁的时候，在巨孝廉的帮助下当上了皇军的校尉，但是他并没有避重就轻"五色杠"他一出手，就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后来董卓造反，曹操几乎是大胆地执行了"献刀行刺"计划。然而，刺客的行动终究失败了，刚刚热身不久的曹操成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大海中被抓的逃犯。此时曹操几乎血本无归，穷困潦倒。

后来焦昭讨伐董卓，曹操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开始翻书卖。几经周折，终于好了一点的时候，又遇到了袁绍。官渡之战，曹操几乎把所有家当都押在上面，多年来几乎把所有家当都积攒在官渡战场上。当时曹操处于极度危机之中，兵心不稳。一些高级将领开始与敌人通奸，一些低级士兵开始叛变。补给和装备都耗尽了。军队的暂停有三天的食物"愚弄许由已经成了一个谎言。军队士气懈怠，粮草耗尽。幸运的是，曹操从未停止，吴超粮仓被烧毁，这使得这场几乎打败曹操的战斗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后来曹操又经历了赤壁之战，这又是一场几乎让曹魏集团灭绝的战役。当时的曹操，比马庄还强，有足够的钱和粮食，多次打仗，赢了很多次，踌躇满志。他以一种吞山河的姿态挥师南下，意图吞并吴栋集团(因为当时的刘备集团实力弱小，几乎脱离了曹操的视线)。站在河边，写着诗，被装备上武器和文采，实力和野心相匹配，多么潇洒和豪迈。可惜这份远大志向和诗意都被孙刘联军烧掉了，二乔的梦想在赤壁的火与泥中破灭了。

在曹魏集团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些只是对曹操造成重创的几个典型案例。剩下的都是内部的叛乱和斗争，但是蜀汉集团和孙吴集团的不断骚扰还没有算进去。在叙述这些事件时，我们不得不佩服曹操和曹魏集团的坚韧。它能在一次次重创甚至灾难后复活，而且复活如此迅速，复活质量如此之高。每次复苏或重生后，曹魏集团都是一片新气象。不断的破坏和修复，然后在曹魏集团转型为司马懿集团之后，韩曙集团和东吴集团成功合并。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必须承认的是，曹魏集团的修复能力相对于另外两个对手来说是很强很旺盛的。夷陵之战后，韩曙集团遭到严重削弱。诸葛亮全面接管韩曙行政长官后，出于政治需要，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使韩曙兵困民穷，征战不休。后来有了姜维的九伐中原。虽然在史书中经常描述诸葛亮治下的蜀国是如何夜不拾遗，闭门不出的，但当时老百姓的贫困和困苦，在当时的三股势力中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蜀国以前的战役并没有给蜀国带来什么好处。六下祁山，九下中原，皆败。除了输出资源和军队，在土地、人口和金钱上几乎没有任何收获。第七次擒孟获虽然是胜利，但是摊派的时候没有税，从资源的角度来说，也没有直接的好处。战争的死亡，沉重的税收负担，物资生产不足，人口没有时间恢复。相反，一些人为了躲避灾难，开始逃离。可以说，韩曙集团每打一仗，都使自己变得软弱和屈辱。直到弱到邓艾可以深入蜀，以不足千人的兵力拿下成都。这不仅是蜀汉集团力量涣散、防范不当的表现，而且完全可以解释为当时蜀国人人都希望亡国。一个千里之深的国家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向导，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动配合，邓艾有大本事，很难成为鸭子霍华德。所谓的汉正统，所谓的贤人良将，都不能引起人们的忠诚、拥护和警惕。这种高度的配合，可以看作是国力衰退，人民贫困的证据。

再看看吴栋集团。江南水乡鱼米之乡，物产繁盛，人口稠密。孙吴集团在孙坚、孙策时代，还是有刺探天下的野心的，有过几次像样的战役。比如白衣渡江，收复荆州。但孙权死后，整个孙吴集团几乎完全安静下来，依靠的是长江这个天然屏障。这样的选择，当然也和孙权一贯的战略思想有关。他不主动攻击，讨好双方，基本保持中立，祈求a "两只老虎打架，一死一伤"好格局，一举一动，一统天下。可惜这个祈祷还是落了空，曹魏集团和刘舒集团都没给他这个机会。按说，吴栋遗址的繁荣昌盛，再加上这种保持中立、支持人民利益的战略方针，吴栋的实力应该是三国中发展最快的。当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扩张，因为实力也需要增长空，这种需求本身就会推动东吴集团向外扩张。当实力完全超过野心，野心就会控制实力，实现不可控的扩张趋势。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像火山爆发，不是一两个领导能控制的。显然，这种增长显然没有超过称霸北方的曹魏集团，而偏于安全一方的吴栋集团，最终成为了对手砧上的肉。

蜀汉政权是"自己犯罪就不要活了"自我成长换来的是自我折腾，不是曹魏集团和东吴集团能比的。但是，为什么东吴集团在如此优秀的条件下，却出现了增长效率低于对方的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话题。有人把曹魏集团的成功归功于曹操"精英管理是培养人才的最佳方式。选人用人机制；有人认为曹魏集团"捧皇使诸侯"，具有先天的政治优势；有人认为曹魏集团的士兵会丰衣足食；有人认为曹操作为曹魏集团的创始人，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但如果反过来看这些说法，似乎就能找到反驳的依据。"精英管理是培养人才的最佳方式。这在当时是一个先进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如果没有人，如果曹操面对一个"拔出筷子里面的旗杆"两难，这个科学体系只能是纸上谈兵！曹魏集团拥有这些资源优势的原因是什么？军人不是天兵，食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韩曙集团声称，它只是正统和刘的血液，这比曹丕篡权后更有道理和合法性。然而，韩曙集团似乎并没有比曹魏集团从这个标签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反之，则是最终的官民疏离，君臣离德。至于创始人的智力因素，似乎更难令人信服。三国是一个大跨越、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大政治集团都有"三商"人才鼎盛时期，东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鲁迅等人才，蜀汉有诸葛亮、魏延、姜维等人才。而且从《三国演义》的描述来看，诸葛亮几乎是整个三国时代智商最高的人。由于诸葛亮在三国时期的非凡表现，后人一直把孔明先生视为智慧的象征。一个高智商高忠诚度的人领导的团队，在一个智商远不如自己的人手中失败了。显然，决定结果的不仅仅是智力。

战争表面上看是武力和情报，实际上是政治和外交。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探讨它，这是关于消费，而不是经济。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御，一个国家的战争状态就像一个高烧的病人，斗争的需要会给一个身体增加沉重的负担。"当兵吃菜"这样永恒的共识只是战争负担可见的冰山一角，人口消耗、经济结构被动调整、错失发展机遇等一系列损失更是难以准确估计。没有相应的经济机制，任何国家都很难维持持久战。"千里无乌鸦，白骨露于野"与吴栋集团和韩曙集团相比，曹操接管的中原地区由于战争的原因，起初远比其他两方贫穷弱小。曹魏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三国乱世中历经重重挫折，甚至在不断的战争和征讨中逆势成长，是因为曹魏集团的创始人曹操开辟了一个非常卓有成效的经济体系。

早年在黄巾起义镇压农民起义时四处奔走的曹操，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清晰深刻透彻的把握，认识到合理的经济制度对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和军事扩张的意义。实现政治理想，无论是出于私欲还是公共利益，都必须建立一套符合实际需要、有利于实力增长的经济制度。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颍川汝南击败黄巾军，获得大量耕牛、农具和劳动力。获得这些战利品的曹操并没有停留在宴饮庆功的表层，而是听从部下的建议，开始创建屯田制度。三国志:"我当时岁，开始和枣、韩浩等讨论开荒。"严格来说，曹操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垦荒制度的创始人。开荒制度早在东汉末年就开始实行，但开始时并没有将其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限于一些边防地区，以就地解决军队供养和地方日常需要。但曹操在尝试了这一制度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制度的优势，并向军队和地方政府推广，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军民商村结合的屯田开垦制度。

在纯农业的历史时代，这样的国家经济制度或土地管理制度意义重大。大片贫瘠的土地被开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然资源的闲置；组织化耕作、相对集约化的劳动和物质投入提高了土地产出水平，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显著提高；战时当兵，闲暇时务农，军队由单纯的异养型变为部分自养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和扩大；百姓的税收负担大大减轻，挣扎求存的百姓得到了喘息和升息的机会，人口迅速恢复，为军队的源源不断输送提供了保障。任何时候，吃饱肚子都是社会底层民众最强烈的需求，空着肚子讲理想讲道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尤其是在东汉末年如此残酷的形势下，既能满足人民的肚子，又不会过度剥削人民的曹魏政权，几乎是挣扎求死的人民的乐土。曹魏境内的人在自我修复的同时，一些外来的人开始把自己的家人和家人带到魏国境内。这些愿意背井离乡的人，一定包括敌对阵营管辖下的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但绝不能只是一句空句，至少要让人民有保障的感觉。如果能在保障之外看到希望，那就太好了。智慧和武功需要滋养，才华也需要养家糊口。农业恢复，民心拥戴，士子来跑，成就了曹操的"精英管理是培养人才的最佳方式。人力资源的基础和实质意义，使得曹魏集团拥有足够的士兵，数千的战将，数百的谋士成为可能。这也是曹操实行屯田制度的政治意义。

并不意味着只有曹魏集团从耕田制度中获益。吴栋集团主要依靠江东地主阶级的经济支持，韩曙集团后期也实行军垦制度。诸葛亮曾经让姜维带领军队壮大，自己养活自己。但毕竟实施时间比曹魏集团晚了很多，失去了机会，错过了很多时间。与此同时，韩曙集团失去了荆州"沃野李倩"经过大面积的土地，巴蜀虽然有大量的财富，但可用于耕种的良田面积却急剧萎缩，总耕地面积无法与疆域辽阔的曹魏相比。再加上诸葛亮和姜维的六地七擒九伐战役不断，垦荒制度带来的好处远远小于战争消耗。比如一个生病的人，前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滋养，导致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下降。后来终于吃到了补药，不过也很有可能"不足不补"更何况这种进补是在没有消除疾病的情况下进行的。

许多历史学家把蜀国的灭亡归咎于天命，有的归咎于的软弱，有的归咎于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和用人机制的失误等。，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原因。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蜀国从一开始的富庶稳定，受战争影响较小，逐渐变得贫弱，甚至到后来的奄奄一息。"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这是蜀国积贫积弱导致人口和人才大量流失的有力证据。面对如此致命的因素，即使"智慧"如，贤如，勇如赵的，恐怕都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