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蜀文字介绍(古巴蜀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说起这种古巴蜀文字，很多人肯定没听说过，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这种古巴蜀文字其实很神秘，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很清楚。这也是比较正常的，相关记录很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也是常识。今天，边肖将简单地谈谈巴蜀文字和一些目前已知的证据！

1.古代巴蜀

古巴蜀文字是指战国时期雕刻在巴蜀青铜器上的一些图像和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不同于纯粹用于器物装饰的装饰图案，具有原始图像表意文字的一些外在特征。

巴和蜀是两千多年前的两个古老部落和王国。战国时期，他们的活动中心主要在今天的四川省，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巴蜀文字被埋没在地下千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蜀青铜器在四川出土，才被现代人发现。解放后，四川的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大量巴蜀青铜器在四川出土。有些青铜器的纹饰和成都白马寺的一样，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掌纹。这一发现引起了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2.古巴蜀文字到底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在成都白马寺附近首次发现了巴蜀文字。工人取土烧瓦时挖掘出一批刻有巴蜀符号的青铜器，然后将这些文物分割给民间出售和收藏。

据《成都市街名调查》，位于现在白马寺街的成都白马寺建于明代，具体位置在现在白马寺街靠近仁北中学。白马寺在明末毁于战火，清代在原址重建修缮，最后在民国初年的战乱中逐渐衰落。"白马寺"这三个字对中国的历史和文物有着重要的意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里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引起了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的注意。经过卫聚贤对白马寺的多次考察和对这些文物的比较分析，194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巴蜀文化》"巴蜀文化"这个概念最早是在这里提出的。我们将讨论"巴蜀符号"最早出现在白马寺附近出土的这批文物中。

早在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先生就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巴蜀符号，至今已有70余年。70多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巴蜀符号研究者不断增多，相关文献资料也逐渐增多。但在巴蜀符号的族属、性质、含义甚至大部分具体符号的识别上，仍存在分歧。目前学术界对大部分巴蜀符号还没有达成共识。

从这本现在古籍市场上流传的《说文月刊》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化在当时学术界掀起的滔天巨浪。仔细看看这些文章的作者:于右任、朱希祖、董作斌、卫聚贤、郭沫若...这是什么？神仙阵容"啊！

目前，巴蜀符号已经基本被学术界认定为一种早期的特殊文字体系，与已知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随着巴蜀文明的神秘消失而消失的"死亡语言"。

目前研究巴蜀符号的时代，只能从其器物来判断。出土的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大部分属于战国时期，少数能达到西汉早期。

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蜀符号的流行基本是在战国早期到西汉早期。特定的符号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和消失。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巴蜀符号并不是同时出现和使用的，它们的消失也不尽相同。

巴蜀符号分类

巴蜀符号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粗略的分类。闫志彬等学者从形状上对这些符号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将发现的符号分为六类:人、动物、植物、器皿、建筑和几何图形。

这种初步的划分可以引导我们理解这些神秘的符号:

对象类型

建筑类型

几何类型

动物类型

植物类型

人类形态

巴蜀符号的价值

中国的先秦文字，除了汉字，只能用巴蜀文字来确定；巴蜀文字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文字系统也具有重要价值。比如有研究指出巴蜀符号与古彝文关系密切。

巴蜀符号是一种以象形文字为主要符号的文字符号系统，这无疑对"非线性字符"对营地的巨大补充。现代语言学和写作研究长期以来受西方文化的主导，有着根深蒂固的"线性达尔文主义"倾向；在这种西方主导的研究路径下，汉字甚至已经被视为"向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走上了拉丁汉字的道路。

相对于已经高度系统化的甲骨文和汉字，巴蜀符号恰恰保留了原始的意象理据特征，这无疑是对汉字和非线性文字研究的重要补充。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丰富我们对人类书写系统的认识，补充我们对非表音系统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巴蜀符号的深入研究将弥补现代语言符号研究中缺失但又极其重要的部分。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说巴蜀符号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打破世界语言学"线性达尔文主义"甚至对重建中国文化的信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后，我们将继续向您介绍巴蜀符号的研究成果。也欢迎您积极与我们互动，期待您的精彩演讲！

3.巴蜀古文字中的符号

巴蜀符号，也称为巴蜀图形语言或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文物上发现的150种不同的符号，统称为"巴蜀符号"。大多是实物形象，没有动词、形容词、连词、数词，不能构成一个句子，只看有图形意义的符号，不同于甲骨文和古彝语以及后来的巴蜀语，是我国唯一未破译的古公元前文字。中国学者钱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还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和青铜器铭文一样，可能属于四川古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没人能解读。

巴蜀符号是指古代巴蜀土著在器物(主要是青铜器，也有少数漆器和陶器)或印章上铸造或雕刻的一种定型象形文字，是古代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形符号，即手掌、花茎、水波、房屋、人头、老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大部分至今未被解读。"巴蜀符号"意思是前者，而"巴蜀文字"它在"巴蜀符号"基于，所以，"巴蜀符号"Than "巴蜀文字"年纪大。

许多巴蜀符号，如面具纹、神树纹、眼纹、手纹、心纹、张纹、葛纹等，仍带有萨满教原始的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一个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特定的一组"Symbol "，它们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只能由当事人来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是"巴蜀符号"披着神秘的面纱。

4.古代巴蜀文字材料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就在《说文月刊》第7期上发表了题为《巴蜀文化》的巴蜀青铜器上的48个H型纹饰。于是，巴蜀文字的资料正式在学术界发表。然而，一些鹰牌产品也被掺了进去。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巴蜀文字资料被发现。及时整理那些零散的资料，供研究者参考，是迫切需要的。

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英女士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利用自己便利的收藏条件和绘画特长，雕琢绘制了一幅《巴蜀青铜器纹饰》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1983年，她对这一成果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以《巴蜀青铜纹饰》、《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发表在《文物》第七辑，成为巴蜀史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最初的巴蜀人物大多集中在各种兵器上。图像和文字比较多，而少量的框字只存在于一些长hugos上。刘女士的《巴蜀兵器及其装饰符号》指出，巴蜀兵器出土于四川东部的巫山、万县，西部的芦山、石棉，北部的广元，南部的犍为、宜宾，特别是成都附近的县。从商周到西汉。从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些武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文将巴蜀兵器分为戈、矛、剑、钱四大类。

童歌

根据冯先生对的研究，它可分为:

1.1式葛为长辅，无胡须，前面略向下弯曲，内里外呈尖桃形。一般在辅助部和内部都有装饰图案。其中，在成都交通巷的童歌上表面刻有蚕的图案。1976年，绵竹铸造了一个虎头。

1.2型与I型相似，但在Goben和Inner之间有一个长而平的隔膜。

1.3型葛元是一个尖角三角形，内无胡，呈正方形。其中，藏品中的一件援助品，两侧雕有一只鹰；另一件在靠近横膈膜的内侧有三字铭文(即“金石所”夔阁)。

1.4型葛元部长而直，背特宽，有脊，叶片弯曲。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的青铜援司刻义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马孜寺出土的童歌上有巴蜀的图像和文字(中间形似骨刀，右边是三个三角形的连续弧线，左边是六角星和日本符号。

1.5型为胡歌，分为中胡和龙胡四种。援司刻有龙虎图案。巴蜀文字经常出现在这种类型的童歌上。其中，巴县的孙东坝、广元的宝云苑、成都的杨子姗34号墓、馆藏的3号葛，内侧和顶部均有图像和文字；峨眉伏羲出土的4式戈，从器到胡刻都有龙纹，器的上部有图像和文字。在新都和郫县，有一排类似彝文声母的巴蜀方块字刻在胡上。郫县的杜柏树和万县的新田的脸上也有一行方块字，但笔画略复杂，类似古代汉字。

青铜矛

有许多拱形耳系统，分为:

2.1矛为长骨架，大致等于叶长，图像和文字施于下颌两侧。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有虎纹，有花蒂，下巴上有三个人头。一方面有手写和汉字"王"组合，蜜蜂图案和折线的组合，以及钩子和器官的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一面为虎、星、兽脸，另一面为水草、鹿、心手迹、双折线、植物符号。

2.2矛是短骨架，形象人物还是在下颌两侧。峨眉伏羲出土的一件，蛙纹，七星，双髻剑立，书法，写心，下巴一套组合纹。

青铜剑

多为柳叶形，茎扁平，分为:

3.1、3.2剑无格，茎端穿孔，剑基浅刻有图像和文字。其中一把是出土的剑，一面是虎纹，一面是月、星、鸟和书法。

3.3风格剑有网格，图像文字也在剑的底座上。巴县孙东坝出土的一件，刻有一个带翼的人，双手各有一个方形符号；下面有一个矩形框的云符号。

铜霰

4.1式铙钹呈椭圆形，弯折，靠近肩部刻有许多简单的符号。

4.2型钹直腰弧边，符号多刻在肩附近。

4.3型霰耸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为180个符号，分为17目，集中在一幅图上。这对于巴蜀文字的解读和阅读来说，无疑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巴蜀青铜器纹饰图说》一文讨论了器物上的主要纹饰，并补充了巴蜀文字。其中，"提到了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符号粒"(作为糖)封面有一圈纹饰，中间有两组图像和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形象人物；每组由两个图标组成。刘女士将许多青铜纹饰分解，列在一幅画上，百花潭的封面上有图像和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墓出土了一批器物，上面刻着同样的符号。图中的数字18就是这个巴蜀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环脚上的图像和文字列在图24中。另外还有两个勺形的铜带钩，也有图像和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印章也集中在一幅画上；其中以圆印和凹版雕刻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印章中，汉字"王"这并不罕见。

5.古代巴蜀文字的界定。

第一阶段:青铜器上有一些图像和文字。比如"成都百花潭铜锅研究:温心"，为后人所继承。

二期:巴蜀文字，主要体现在印章上。大邑五龙四号墓十一期前半段出土的石印，形制简单，显示出原始风貌。铜印出现在第11期的后半部分。比如新都马家墓出土的方印和圆印是巴蜀印中最大的，浦江东北二号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较大。印刷无界格子似乎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图像和文字中的波纹线也为后人所用，但这一期，一个字只有两笔。

第三阶段:丰富形象和人物。新回鹘，U型，手写，鱼，鹰爪等等。方形印章和图形文字逐渐从四川传入巴基斯坦。在这一期中，图像文本中波纹线和笔画的数量增加到了三种。

第四阶段:书面材料数量急剧增加，约占全部书面材料的62%。本期的中国印、旋转印、半万能印并行；方形印刷和半通印刷也有界限；并且存在巴蜀文字和汉字同墓印刷的现象。在涪陵也发现了圆形的陶器印痕。在青铜器上，有许多笔画精细的文字。

v期:巴蜀文字资料基本只在四川有，巴基斯坦没有。五莲之钥墓中，最早出现的是玻璃印章。

罗俊的分期论述无疑具有启发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蜀文字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再到迅速消亡的过程。他说，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巴蜀文字源于巴人，其印刷是模仿汉字；现在不用说了，就知道它的错误了。巴县东孙坝50号墓出土了6枚印章钮扣，其中2枚为汉字印，4枚为巴蜀文字印。荥经列太一号墓印了八枚纽扣，其中一枚纽扣为汉字，其余七枚为巴蜀文字。更常见的是一个墓出土两三个纽扣。因此，这些印章的性质不能仅仅代表家族徽或图腾。汉字中常见符号的分布范围实际上已经跨越了巴蜀的地理界限，甚至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茵"王"两广青铜器上也常见文字，湖北睢县曾侯乙墓的铠甲上也有元宝符号。罗俊认为蜀中道教符号印章的基本组合形式直接来源于巴蜀符号，或者说是巴蜀符号的汉化。巴蜀印章和兵器上的铭文，和福砖一样，可能起到求吉辟邪的作用。但罗俊认为，巴蜀王国使用巴蜀文字，虽然汉字可能在秦朝灭巴蜀之前就已经传入，但巴蜀王国不会使用中原文字；因此，他对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出土的漆器产生了兴趣"王邦"、"成婷"铭文可疑时，认为时代可能没有这么早，也可能墓主人是楚人移民，受巴蜀文化影响。

6.古巴蜀印刷文字的整理。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研究员高文整理了战国时期巴蜀铜印122枚、秦印6枚，正式出版了《巴蜀铜印》一书，是巴蜀印章的集中整理，极具学术价值。书中不仅有印刷文字，还有印章照片，每枚印章下都有时间、形制、规格、产地等详细信息，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本书序言指出:以往研究者很少涉及巴蜀古印，只有少数几方记载了巴蜀古印的收入谱，如龚的《湛庐斋古印》和草堂古印。

桐城姚世谦曾在成都编《渴斋藏吟》，被宜宾博物馆周志桑收藏。其中有许多未公开的巴蜀古印，在书中首次被收录出版。序言还说巴蜀印可能是一幅带有巫术色彩的吉祥图；有些可能是氏族标志。除了巴蜀符号印章，巴蜀铜印中还有一些汉字，比如"财富"、"任重"、"尊重"、"万岁"、"可行"、"百"、"高"、"王子"和其他语言一样，大多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总之，这本书印刷精良，条理清晰，弥足珍贵。

然而，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官方出版仍然太少。很多资料只是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上，照片大多模糊不清，图形太小，字迹不清，画图不好；这对科研人员来说，真的太苛刻了。魏先生、刘女士、罗、高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毕竟个人条件有限；而且文字材料还在不断出土，有价值的新材料还在不断涌现。例如，最近在宣汉罗家坝发现的王霸墓出土了一枚圆形青铜印章。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报》15版刊登了其照片，清晰可见。这份材料很重要。因此，笔者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对巴蜀文字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及时出版正式的文字资料，供学者研究。

1928年，顾颉刚先生在《民歌集》的序言中说:"如果殷墟真卜甲骨是罗振玉先生买来仅供自己欣赏的，或者是自己研究完成后发表的，那么这些东西至今无法得知，也是一样的。但是别人为了方便别人研究，也愿意尽可能的印出来，所以会在文字学和历史学上造成一种新气象，开辟一个新世界。"如今的巴蜀文字，如同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更需要罗振宇先生为这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