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苏辙苏轼合称什么)

"蜀学"这个词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是宋代以苏轼、苏辙两兄弟为主要代表的一种理论。顾名思义，蜀学是一门受到古代巴蜀文化影响的理论。蜀学的定义很多，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与蜀学相关的人物也很多。除了苏三，当时还有许多著名的文人，如黄庭坚

、章雷、秦观、张炜、杜征和魏了翁。那么这个舒研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如何评价宋代蜀学的社会地位，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苏轼、苏辙兄弟是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苏洵开始，苏家父子在家乡四川梅州读书多年。苏洵年轻时，多次科举失败。除了短暂的旅行，他基本上都是在家教育苏轼和苏辙。

人到中年，儿子基本都成年了。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汴京游学，拜会文学名家欧阳修。苏洵的《论衡》、《权术》、《数策》比得上贾谊和刘向，他向朝廷推荐苏洵。在欧阳修的帮助下，苏洵的名声传开了。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参加考试，被封为开封府。十年后，苏洵在编纂《易传》的过程中病重去世，嘱苏轼继续完成。因此，苏轼和苏辙是宋代蜀学的开创者。

但说苏轼、苏辙创造了一个胸怀宽广、学识出众的儒家体系空，是不科学的。他们的家乡巴蜀地区虽然离中原比较偏远，但是学术基础非常深厚。自汉代著名教育家文翁、以来，巴蜀涌现出的学者大多具有创新精神，既有像这样的学术大师，也有像陈寿、常渠这样的历史学家，还有像乔舟这样的纯粹学者。

根据著名的儒家学者班固写的《韩曙》一书所说，“如果你是一个好学生，你将会成为一个好学生。来自四川的弟子，在京城求大量士子，可与齐鲁为友。"后来，常渠首先提出"蜀学"概念，他把巴蜀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儒家思想的传播联系起来。

唐以后，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这是促进巴蜀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儒、释、道在巴蜀都取得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名家学说得以延续。唐代许多优秀的文人学者随大批北方贵族家庭涌入巴蜀，为当地思想的蓬勃生长奠定了文化基因。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阶段，巴蜀聚集了大量的精英士人，与南唐一起，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地区，儒学极为兴盛。

孟《后书》在文庙石壁上刻《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立》、《李记》，田在蜀时又以《仪礼》、《公羊传》、《谷亮传》补充。儒家经典《九经》完备，也标志着巴蜀儒学的强大基础。比苏轼大十岁的老乡陆涛(今眉山市彭山县人)在《史记》中总结道:"蜀学有三个方面:一是《文翁》中的石室，二是《高拱礼堂》，三是《石壁九经》。"

对宋代文学发展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北宋前期，崇尚南唐余音，文章为情侣时尚，诗歌流行昆西体。反对这种滞缓之风的是一批学者博士，希望依靠儒家的经学观念，倡导言有实质、言载道的标准。从王禹偁、石碣、朱茵、范仲淹、梅、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和观点中，我们可以逐渐扭转宋代的文化潮流。

比如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奠定宋代文化基础风格的两位伟人，范仲淹是一代名臣，在地方、朝廷、边疆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儒家出世观念的践行者。崇尚教育和经典，但范仲淹倾向于"优点"一派，南宋以后，得到了余、、等人的呼应。他们都有很深的儒学功底，但又不同于只学经典的士大夫。

范仲淹发掘的胡瑗、李觏等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非常重视"老师"，提倡"景宗"，用儒家经典培养通达性"六经"懂得治国艺术的人才。还注重传授算术、医学、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实用型人才。范仲淹比王安石后来说的可以开创经学流派更倾向于务实的人才。

欧阳修在政务方面的天赋并不明显，但在文史经学方面都很有建树。而欧阳修的儒家经典，就像他的历史和文学特点一样，喜欢标新立异，好高骛远。作为一代伟人，有些方面是可取的，有些方面是有点刻意的。就像欧阳修主持写史一样，主要贯穿他的儒家思想。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新五代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批判都体现了他的儒家宗旨。

尤其是欧阳修广受赞誉，极力推荐有才华的同人和后学者，如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鲁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而且几乎都得到了欧阳修的称赞和推荐。

可见北宋的文化是从欧阳修开始的，这不是"服从"并尝试"Tuxin "以欧阳修为风向标，这种创新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安石和苏轼。

苏三父子在宋代创立了以融合三教、兼收并蓄为特色的蜀学。比如苏轼送给苏辙的生日诗《子游生日》，里面写着:"我和邵军在皇陵学习，并得到了老聃释迦牟尼的帮助。"经常被引用来举例说明苏轼的学术渊源，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佛道思想。

苏轼和苏辙在宋神宗最为著名，但他们在当时朝廷的实际地位并不高。在和(1086-1093)时期，朝野形成了以苏轼、、上官为代表的蜀派、以程颐、朱光庭、麦懿为代表的洛派和以刘智、梁导、王为代表的硕派三派。他们在政治上互相争斗，以蜀与罗之争最为激烈。

南宋初，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肃清蔡京党羽，恢复元佑时期的学术风气。我们忽略了过去朝廷对蜀学和洛学的意见，只称赞他们各自对儒家学术的贡献，所以"蜀学"用"洛雪"到了宋代就成了学问的象征。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开始封杀程雪，被视为"伪科学"苏轼、苏辙的蜀学，从北宋到南宋初基本上是被推崇的。直到南宋后期，朱继承了程颐的理学，才占了上风。钟书学者李石的《苏文忠集·徐雨后记》云:"我偷偷听来的，王安石换了一种说法。学者尚同就像圣门常说的那样傲慢。忠于大众的苏轼首先提出了“蜀学云”的理论，并为学者所接受。"

综上所述，苏轼和苏辙都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杂糅佛、道、纵横之学。他们与传统儒生不同，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洛派理学的否定者。他们保持了宋代巴蜀独立自由的品格和学术特色。

他们以苏轼、苏辙为宗派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等苏门弟子为成员，经历了从到北宋末的朝野之争。同时，他们对文学创作的强大影响，基本上代表了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尽管蜀学受到一定皇权的冲击，但它仍然成为蜀学影响一大批士大夫的途径。

2.苏门书学的内容和特点。

宋朝几乎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根据吴天墀先生等人的研究，四川虽然是宋代文化学术重镇，但宋初巴蜀文人的地位并不高，从一开始就受到相当的排斥。

四川自晚唐以来就与江南比肩，长期以来都是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苏三的故乡梅州，人文底蕴深厚。据说唐代建了一个孙氏书屋，对梅州士人影响很大。苏三的祖师爷苏洵年轻时也是个土匪，人称"白色跖骨"后来，他开始学习。唐代宗广德二年(764)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去湖南时，还写了一首《苏大时宇访江浦赋八韵》的诗，记录他与苏洵的交游。

北宋初，宋军入蜀遭到了相当的抵制。宋太宗登基后不久，王小波和李顺就造反了。很多人忽略了宋代巴蜀的高赋税。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巴蜀的川司夏路一直是全国纳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四川"饺子"经济原因。

另一方面，陈胜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虽然都是宋朝的高官，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在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并不突出，尤其是在澶渊之盟前夕，陈尧措从四川来时，还以迁都为名，建议宋真宗逃往四川躲避辽军，遭到宰相寇准的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少数高官，宋初的巴蜀文士并没有真正说服人们去博览群书，只是为了"苏三"父子二人在改变之前，都是被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推崇的。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在蜀学上是如何融合的就不用说了"博扎"的特点？

三苏整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历史"想法。蜀学的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著作是《春秋》，史学是儒家的基础之一。无论杨雄、陈寿、常渠等前辈，还是向"苏三"感恩遇见他的欧阳修，除了文学成就，还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后来欧阳修认为自己是庐陵人(老家是冀州永丰，历史上冀州是庐陵县)，但欧阳修出生在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关在蜀中生活了三年。父亲去世后，欧阳修随母亲郑到随州投奔叔父。

苏轼、苏辙长期在家乡求学，自然深受四川浓郁学风的影响。在开封参加科考后，他们在文史方面更是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尤其是《三父子》在史学理论上都独树一帜，苏三的文章几乎都是精彩的篇章。他们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观察，特点是更注重与普通人的接触，并扩展到对传统经典的解读，更注重世俗人情。

苏蜀学的另一大特色是充满"人情"味，始于苏洵的经学阐释。比如从六经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模式都是建立在人情之上的。"圣人始礼，不恨因其势而危辱之人，而欲轻除旧，而乐我之法，而不能。"(见苏洵《六经·礼》)苏洵认为人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望和自然本性，以至于朱后来认为"看老苏的“六经”，圣人都是以技欺世。"

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坚持"六经之道，只近人情。"他还说:"圣人之经，《李》《春秋》合而为一，然后空无一物，不可考，却又特别不合理。"(苏轼《诗论》)苏辙后来发展了这个概念，提出了独特的"礼以育人为本的理论"，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他解释说，各种礼仪都是与人的世俗生活相结合的，比如以加冕养人之始，以婚礼养亲，以丧礼养孝，以宾朋之谊，以乡礼养人之本等等，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释。

朱对三苏之论颇有见解，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新学更为离经叛道。虽然正统的宋学有对蜀学的极端排斥，但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学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和切入点。

蜀学的包容更为开放，所以第三个特点是佛道融合。

众所周知，苏轼与佛道有着广泛的交往。在简单的学术概念上，如代表性的《东坡易传》，以及关于宇宙形成的观点，大量采用老子的观点，如"天地一物，阴阳相合，或为象，或为形，各有不同。因此，如果你在云端，你会知道其中的一个..."包括用水等概念来描述阴阳的变化，这是非常"宣"李和朱对正义理论的僵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在本体论的重要方面，苏轼重视物性，这与庄子的观点相呼应，也与人情论有关。

而苏辙的一些说法更多的是与三教合一融为一体，认为三教的观念源于一个心，有着相同的相通之处。他说:"老佛之道不是私事，自有天地，自有办法。我们以形治天下，以礼乐引导，以政刑统一，而民不知道，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矛盾，这不仅是孔伷的遗产，也是孔伷的遗产！"(见苏辙《栾城后记》)苏辙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将其义与儒学相结合，常被认为与孔孟一致。同时，苏轼在为苏辙所作的后记中也多次为弟弟主张，认为其观点符合先贤真意。

由于苏轼和苏辙都是优秀的文学家，苏轼的门生黄庭坚、秦观、、晁、、李贽等都是宋代著名的文人。两人一起写作，互相传播，立刻超越了罗学和新学的纯学究水平。因此，从北宋末到南宋初，蜀学成为最有影响的学说，并进一步影响了纯儒家弟子。

3.苏对蜀学的继承与影响

仁宗年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首都开封参加科学研究。父子一举成名后，凭借苏轼、苏辙等一流人才，苏氏兄弟在中原开蜀学之名。

几乎与此同时，传统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颐、程颐等，转而投奔巴蜀。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周敦颐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做官，即去贺州(今重庆合川区)当法官，共五年。在贺州，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妻子陆早逝。

在巴蜀期间，周敦颐教授了许多当地学生易学知识，尤其是完成了宋代理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太极图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原创性著作。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著作，由巴蜀地区的周敦颐吸收当地佛道兼容的思想加以完善，颇令人惊讶。

周敦颐在《程颐》中被程颢兄弟奉为罗派大师。其实他表面上并没有批判佛道，因为他是正统的儒家士大夫。本质上，周敦颐紧跟时代，明确表态"轻松拥有太极"、阴阳和中庸、太极和无极，还有儒家和道家的很多思想都是吸收融合的。

贾佑罢官五年后回京的路上，周敦颐遇到了要进京述职的王安石。他们两人都很久以前就很出名了。之前，王安石刚刚向朝廷递交了他人生中第一篇重要的长文《仁宗言诏》，就已经提出了要积极施展抱负的愿望。他也是宋代儒学的标志性人物。双方都创办了一所学校，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相互启发。

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曾经是四川新繁的知府。所以王安石少年时也有随父居蜀的经历，类似欧阳修。王安石的创新精神也很伟大，后来被称为"新学"王安石本人对佛道同样包容，尤其是他的诗歌。到了后期他离开法庭，这种安静的氛围就更加突出了。所以宋代儒学看似各行其道，但基本方向大体一致，只是各家见解不同，导致见仁见智。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24岁在京城讲学。1072年，神宗西宁远近闻名。大官文彦博将高铭镇(今洛阳市伊川县)的一处庄园赠给程氏兄弟讲学，改建为书院。两兄弟在这里讲学20多年。

1097年，哲宗继位四年，程颐被贬至抚州(今重庆涪陵县)任编修。过去，史学界往往认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矛盾的尖锐化，因为苏轼在成为中国书法大家、翰林学士后，与程颐共同为哲宗之师。苏辙很受高太后器重，一直是龙图阁的秀才，代理太尉，被提拔到开国之位。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等保守派所倚重的人。程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哲宗主政后，两边大臣实际上都被处理掉了。

苏轼在生活中豁达不拘，对少年哲人比较投缘，而程颐却一直严格刻板。苏轼多次批评程颐对皇帝过于苛刻，导致双方矛盾加深。哲宗对程颐很反感，后来斥责程颐"傲慢，在盛宴中。"就连司马光也曾在信中表示遗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不愿意亲近儒生。"(见《于坚》)

和周敦颐一样，程颐在福州期间还完成了一部巨著《易传·易传》，这是一部比较严谨的义理学说的形成，充满思辨的哲学见解和儒家伦理体系，从此成为宋元明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说流派。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传播，反过来又对当地的儒生产生了新的影响。如张骞(今德阳市绵竹县人，宋之交重要抗金派张浚之子)深受启发，继魏翁之后，南宋后蜀学继续发扬融合包容的优点，是对罗思想的吸收和丰富。南宋蜀学开始有了一些思辨性的解释，如太极、李、道。自此，南宋蜀学得以继续与理学、陆九渊心学合作"三条腿"显示了蜀学独特的生命力，所以苏轼、苏辙兄弟的开创性工作和宋代蜀学的特色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化中最深刻的历史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