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之后长安为何再也不是朝代首都？(五代为何都不选长安做都城)

古代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Xi安，一直被称为十三朝古都。历史上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也是所有古都中朝代最多的城市。古人的这种选择，肯定也和长安的一些特点有很大的关系。长安适合建都，所以很多朝代都选择了这里。但自五代十国以来，长安从未成为任何朝

1.长安历史简介

长安是今陕西省Xi市的古称。中国古代三代中延续了275年的西周的都城就建在这里，随后的秦汉锻造了中国大一统的帝国，中国历史上最繁荣辉煌的唐朝也建在这里。先后有西周、秦、西汉、辛莽、东汉、西晋、赵倩、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上，Xi安建都已有1200多年。Xi安还是连接古代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被定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1年发布。世界历史名城"美国媒体将其命名为世界十大古都之一，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十三朝古都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使得明清时期的诗人经常用"长安"指北京市。今天，仍然有一条街叫"长安街"。长安街是北京的主要城市道路，曾举办过多次国家重大庆典，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街"被称为。不难看出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选择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阚汉之固，其持有永州之地"，"堵山带河，四堵之地"。长安东有潼关，西有大三关，南有武关，北有孝关，是典型的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产粮区。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秦国崛起于关中的记载"天水、陇西、北地、尚军，风俗与关中相同，但西有羌族优势，北有戎寨畜牧，畜牧饶天下。然而，土地也是贫穷和危险的，只有资本想要它的方式。所以关中土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超过三人；然而其财富排名第六"。也就是说，秦国的关中地区只占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三的人口，却占有天下十分之六的财富。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平原的自然条件比今天好。据《左传》记载，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闹饥荒，秦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从秦国首都向晋国首都运粮，造成了大规模"划船之战"。

日后，班固在《汉书》中描述了当时秦国的富道:"秦有杜，南山有谭喆，所谓陆海，沃土九州"。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地方，所谓"陆海"是陆地上的海，意思是像海一样丰富。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当时关中地区森林的密度和丰富的产量。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龙山地区还有大片的森林，以至于当地人建造房屋都是从上到下用木板，不用砖或其他建筑材料。这说明当时的长安也完全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首都的经济基础。如果说长安之所以能成为首都，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那么长安后来失去了首都的地位，是因为它不再具备这两方面的优势。

2.长安为什么会成为十三朝古都？

关中平原虽有八百里良田，但关中平原面积远小于东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关中平原所能养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这在先秦到西汉初年并不明显:秦只是天下七王之一，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诞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首都长安聚集。经过秦末汉初的战争，西汉初期关中地区的人口并没有超过土地所能供养的上限。但随着西汉统治日趋稳固，生产逐渐恢复，人口日益增长，使得关中地区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但这种人地矛盾在整个西汉时期还处于相对可控的状态。

西汉以后，辛莽王朝和东汉王朝都曾短暂地在长安定居，但最终，东汉王朝选择了迁都洛阳。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期间，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曾在长安建都。但这些朝代都是处于和平一隅的割据王朝，不需要像一个统一王朝那样在首都养活那么多人。到隋唐时期，长安的人地矛盾比较尖锐:杨迪通过大运河将江南的粮食运往关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中的人地矛盾。然而，即使有了大运河，也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杨迪后来采用了修建洛阳作为替代方案。

当时，把粮食从江南运到长安要走两千多里路。这段路大致分为三段:江南到洛阳的那段可以走大运河，陕西到长安的那段也有现成的广通运河，所以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从洛阳到陕西的路程。这条路中间有个三门峡的柱子，不能水运。所以，从江南到洛阳的大运河，从陕西到长安的广通运河的距离，都必须走陆路运输。这意味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畜力，人们需要消耗食物和草来吃马匹和沿途的饲料。所以，这一趟运粮，几乎需要准备数倍于京城长安实际所需的粮食，否则运粮的人就能把路上的粮食吃光。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这种运粮模式显然是不划算的，那么唐朝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长安为都城呢？我们就不能把首都建在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此之前的隋、唐、北周的皇室都来自于关龙贵族集团，而唐朝的建立也是依赖于关龙贵族集团的力量，所以如果离开长安，就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基本盘。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除了滥用人民的力量外，杨迪后期离开了关中，所以当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时，杨迪实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有了隋朝的教训，唐朝的都城只能设在长安。

贞观时期，唐朝正处于从隋末唐初的乱世向治天下的转变过程中:虽然生产在恢复，人口在增长，但人地矛盾相对缓和。唐高宗时期，一方面唐朝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另一方面随着王朝政治制度的完善，政府机构开始膨胀。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首都长安人口的急剧膨胀，粮食问题成了大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唐高宗和李贽不得不采取两个资本制度:长安仍然是帝国的首都，但同时建立了洛阳作为东方资本。每当长安缺粮的时候，李治就带着皇室成员和满清官员去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饥荒过后，李治带着这些人迁回长安。

有时候这种迁徙甚至和逃亡一样尴尬:永春元年跟随皇帝到洛阳的随员，居然一路饿死。我知道的是唐朝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巡视东都，我不知道的是洪七公带着丐帮子弟沿街乞讨。但鉴于隋朝的教训和老祖宗的教导，李治只能采用这种不是办法的方法。武则天时期延续了李治时代的“两都制”，但洛阳在武则天时期超越了长安。这是因为代表唐朝称帝的武则天致力于抹去唐朝的痕迹，并没有像唐力皇室那样以长安为基本盘。由于武则天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意图抹去唐朝的痕迹，所以唐王朝复辟后，中宗第一时间返回长安。

唐朝复辟后的中宗都城长安，出于政治原因而造，但粮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李隆基在位的前25年，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洛阳，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有鉴于此，李隆基下决心彻底整顿漕运，最终一位名叫裴耀庆的人解决了这一难题。裴耀庆意识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三门峡的中流砥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既然在技术手段上无法克服，那就只能在其他环节上下功夫了。裴耀庆的做法其实和现代企业管理差不多"泰勒系统"是高度相似的:把工作分成可量化的流程，然后把每个流程设计成最高效的。

裴耀庆将水运分为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建设转运仓库，设计接驳时间，安排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当运粮船进入黄河，到达洛阳，走陆路，到达长安...每一个环节都精心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成本降到最低。裴耀庆的计划不涉及工程技术上的革命，只是程序上的改进，但成就显著:天宝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粮食高达400万石。这些粮食足以养活一百多万人，不仅足以维持长安各级官员的运转，也足以让唐朝供养一支军队去西域探险。从此，李隆基留在长安，过着奢华的生活，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它不仅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事实上它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界点。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一直倾向于长江流域:秦始皇与中国混合时，今天夏之时的江南地区仍是山越民族杂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极其缓慢。直到三国时期，吴栋政权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江南开发，为以后的江南开发奠定了基础。滦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陆续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到隋朝统一南北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基本接近北方。

3.为什么五代十国之后长安不再是首都？

虽然隋末唐初南方人口和经济水平与北方基本接近，但北方仍略占优势。但在安史之乱前夕，南北人口比例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南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的都城依然是长安，但此时帝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全面转移到了长江以南。长安的粮食已经完全依赖江南的输入，但此时唐朝的粮食运输线上出现了新的威胁:割据政权沿途的缓冲区成为了比过去三门峡的天险更大的障碍。唐朝的漕运路线已经越来越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以来，长期战乱导致关中地区河渠失修，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初。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地区的衰落，西北的衰落，游牧民族的崛起，都是客观上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甚至这种自然力可能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强大，更不可抗拒。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使关中地区粮食大幅减产，已经无法供应首都庞大的人口。在唐德宗，由于首都缺少食物，皇帝们经常不得不去洛阳寻找食物，长安的禁军因为饥荒而闹事，差点引起兵变。

长安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处于持续衰落的状态:长安作为晚唐的首都，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先后四次被攻占(安史之乱、靖远之乱、吐蕃入侵、黄巢起义)。尤其是在黄巢起义军与唐朝官家的反复斗争中，长安城内的宫殿等城市设施基本被毁。据记载，当唐僖宗从蜀国回到长安时，长安已经"宫中萧条，弓上芳草萋萋"。后来，唐朝军阀朱温夺取中央政权后，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朱温在迁都的同时，将长安一些残存的建筑拆除，运到洛阳等地，建造新的宫殿。长安大部分人口也被朱温迁到洛阳。此时"从此长安去了秋遗址"。长安城从此彻底衰落，再也不能作为一个朝代的都城。

随着长安的衰落，地处汴河入黄河入口处的汴梁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朱温以此为基础发展壮大，最终篡夺唐朝，建立侯亮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汴梁取代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宋钊郭利继承五代政治遗产，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军事家，赵匡胤从心底里真的不想定都汴梁，因为此地是四战之地——周围没有危险。选择汴梁都城，意味着必须在都城驻扎重兵。事实上，宋以后的扶强扶弱政策与此有关。汴梁的都城，意味着我们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这个都城，同时也会削弱地方防御。

开宝九年(976年)，宋朝的建立才十六年。赵匡胤去西京祭祖。祭毕，留在洛阳宫，无意回东京汴梁。左右厢的随行战士指挥李怀忠去劝赵匡胤:"在东京，有一条运河，有一条支流，在20岁时造成百万迎送江淮大米，几十万人送给颜。陛下住在这里，会安全拿下吗？如果考虑迁都，我还真看不出来。"说白了，东京首都有很多毛病，但毕竟运河运粮方便——每年能从江淮运进来几百万石头，首都几十万军队指着这个吃饭。如果陛下迁都，哪来这么多粮食？赵匡胤拒绝了李怀忠的建议，但随后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出来劝说赵匡胤返回东京的汴梁。

这个人是赵匡胤的二哥，晋王，也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胤的回答是:"迁都洛阳不是长久之计，最好迁都长安。"长安居关中沃野，出山险，函谷关。就军事防御而言，确实比洛阳、开封更适合建都。赵匡胤对赵光义说:"之所以要西迁，是为了据山河之胜来保卫都城，这样就可以废掉冗兵，效仿周汉的故事，以安天下。"赵光义回答说:"国家的防卫在德国，没有危险。"赵匡胤沉默了。他没有回答赵光义，而是在赵光义离开后对左右侍从说:"金王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我就听他一次。我只是害怕在一百年之内，世界上的人都会精疲力尽"。

就这样，赵匡胤在短暂的犹豫后放弃了定都长安的计划。在中国经济中心转移的背景下，长安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朝代的都城。但既然经济重心南移，为什么不干脆把首都迁到江南？事实上，除了处于和平一隅的南宋，北宋以后的朝代都没有人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是经济问题造成的，而是国防问题造成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外族入侵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如果说建都江南不利于北方边防的巩固，自古以来只有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在江南短暂建都，那么只要是大一统王朝，都不敢在江南建都，因为这对于北方边防几乎意味着毁灭性的灾难。

既然都城不能建在江南，那么必然会出现南北政治军事中心、经济文化中心的格局。但建都必须考虑到经济问题:至少要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北京庞大的人口，然后大运河的作用才会凸显。实际上，宋代以后的历代都城都是靠运河而建，只是为了方便江南粮草税的转移，以支援都城。换句话说，从宋代开始，中国的首都就从运河沿线的长安转移到了今天的北京。但是，运河沿线城市那么多，为什么北京一枝独秀？这主要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对外入侵从西北的匈奴、突厥变成了东北的辽金，而北京正好是长城沿线，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

北京位于长城和运河的交汇处，同时在渤海之滨，燕山脚下。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使其成为南方农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主战场:游牧民族到了这里可以进一步派兵南下中原饮马；中华民族如果在这里输了，注定是偏江南的(还得是辽金这样的对手，还得换成蒙元满清，偏江南就别想了)。既然这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重视的表现就是让自己的资本在这里。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所以始终无法收复金朝后期割让的北京。于是，北京成了辽金元的都城。

元末朱元璋从家乡淮西一步步发展起来，南京附近的郡县是他赢得天下的基本根据地。所以当时把这里作为北伐的后方基地是明智的。然而，当公元1368年徐达被朱元璋下令驱逐元顺帝时，南京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了——在此之前，南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都是以江南为首都的短命王朝。如果明朝选择这里作为都城，实际上对北方边防极为不利。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很早就考虑迁都，但北京并没有列入他的候选名单——这是因为北京被辽、金、元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了400多年。

在朱元璋及其政治团队看来，这是一片高度胡化的土地。朱元璋的理想都城是长安和洛阳，因为他也希望把自己的明朝建设成堪比汉唐的盛世。但当他派人实地考察长安和洛阳时，发现屡战屡破的长安和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大国的首都。朱元璋不得已留在南京，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1402年，王艳·朱迪赢得了靖南之战，成为明朝的新皇帝。京畿(当时的北平郡)作为朱迪的出生地，经营多年，朱迪继位后一直有意迁都于此。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迪正式迁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