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勤奋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国人为啥这么勤奋)

当你把中国和世界历史相比较时，你会发现中国的所有特征。中华文明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国比苏美尔晚近2000年，比埃及晚1500年。但中国是后来者。西周时期，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封建秩序，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

接下来，中国在

世界上率先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动员资源。这是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直到中世纪后期，欧洲国家才开始了建立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进程。但直到17世纪，法国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仍无法像秦始皇那样全面有力地控制社会，更谈不上统一欧洲。

1.中国领先西方近2000年，带来了诸多影响。

首先是社会观"现代化"，流动性增加。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所有人平等"空出现之前的社会流动，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语言和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大规模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句独特的谚语叫做"皇帝轮流坐地，明年来我家"。中国人认为皇帝做了几十年的皇帝被推翻被取代是正常的。自秦朝以来，中国经历了强烈的社会流动，这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强烈的竞争意识。

直到西方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和农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中国众多的封建赋税壁垒。日本是明治维新后才这样做的。直到今天，印度的种姓制度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其次，大一统带来了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在分裂的状态下，英雄们通常会打个没完没了。"神仙打架，人遭殃"结果，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政权，才能享有长久的和平，这叫做"乱世之人不如太平狗"。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经常经历一段时间的分裂，但统一的郡县制总是能成功地再次统一。

因此，在所谓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在长期的太平之下，一个朝代的经济通常是稳定发展的，所以也有很多盛世，比如唐朝的贞观、清朝的开元、康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如唐诗宋词。也有许多宏伟的建筑和工程，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2.当然，集权主导发展有许多影响。导致了中欧历史上的不同走向，也导致了中欧不同的社会面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统一而统一的结构。

中国的统一王朝面积巨大，各地情况不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一致，统一的王朝通常会将全国统一格式化。

这种一致性让西方人感到惊讶。英国人说:"自从进入中国的疆域，在这么大的地面上，一切都那么整齐划一，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保障和高行政效率远超当代欧洲。

但是一致性是有代价的。在中央集权制下，由于皇权的垄断，君主通常表现出对地方社会动态发展的恐惧，始终处于对其他社会力量的压制和防范状态。所以永远带着"被动是防御性的。"的做法；保持地区间的平衡，普遍容纳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下令大面积种植同类作物，增加了社会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朝初年，为了防止海盗骚扰，下令"碎片不允许入海"。清朝初期，移海令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向内陆移动30英里。正如葛熊健先生所说，经济损失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所以，大一统的制度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稳定，带来了长期大规模的和平，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变革发展的空，也压制了局部的效率。

但由于欧洲尚未统一，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态势。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 Anoos)说，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航行突然被皇帝的一道简短命令叫停，这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可以而且确实发布了一系列约束他整个国家的命令，而欧洲没有这样的皇帝"。虽然有很多小国动荡不安，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各地的活力。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的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但也容易出现周期性的崩溃。

伴随着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的制约，官僚体系十分庞大，权力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我们分析过，中央王朝每收1分税，官僚体系就可能多贪污10分。所以从中国传统王朝中后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收藏量过大的问题。皇帝奢侈的同时，官僚体系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和官僚分享物质财富"结果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规模腐败。

因为中国传统朝代的收获不能被社会分享，不能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过度的吸收总是表现为碾压脆弱的小农经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没有妥协的渠道，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战争，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相对稳定。而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性断裂"崩溃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远超封建西欧。

3、"在过去的10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都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的比例大幅下降。然而，当今世界上建立了稳固民主制度的国家，几乎和100年前一模一样——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东亚是唯一的例外。这似乎有力地证明，经济发展，即使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也无法实行真正完善的西方式制度；相反，在许多地方，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陈继兵:《从土耳其历史看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问题》，2016年7月18日"腾讯人人"列)

的确，环顾世界，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分为"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两种。其中所谓的发达国家有20多个，其他的基本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前英国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非欧洲移民为主的前英国殖民地，比如印度，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方式失败并遭受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向外国人学习""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直到凯末尔的改革才宣告走上了正确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距离加入欧盟只有一步之遥，但近年来开始走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原因是凯末尔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法"精英改革"虽然城市得到了有效的改造，但很难深入到土耳其偏远而广大的农村。宗教人士和集中在农村的农民仍然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上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后，大量底层民众开始展现实力，伊斯兰因素一步步显示其存在，并在近年达到一个高峰。

拉美的民选政治也陷入了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的拉美人民，很容易被那些激进的口号所左右。他们喜欢提出有吸引力的目标和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的领导，他们的气质和姿态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喜欢的"父亲"谁的承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谁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承诺提供"超级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所以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查韦斯上台后，为了兑现承诺，大力推行国有化，将所有产业收归国有。然而，在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被赶走后，委内瑞拉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低效和严重腐败。激进的国有化很快导致了各种物资的短缺。打开"富油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市里没有食物，人们去垃圾桶里捡东西吃。当国家经济崩溃时，穷人的福利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其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们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了很多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内生的，而是移植的。这个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现代化也需要文化土壤。

有两种文化可以提供这种土壤，一种是清教文化，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崇尚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现世生活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将现世事业的成功视为"上帝选择"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该勤奋，这样他们才能最终被上帝所呼召。.....如果他们不需要勤奋、奋斗和劳动来获得恩典和救赎，他们就会被毁灭"。新教崇尚勤奋的品质，认为饥饿和贫穷是上帝对懒惰者无情的惩罚。

儒家文化更是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主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学者不能不任重道远"。这种蓬勃向上的奋斗精神类似于新教伦理。事实上，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向世界生动地展示他们强大的竞争力。例如，高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说，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如果三年得不到提升，就会感到不满。而印度工程师，30年没有升职，依然淡定。坚持这个"王侯将相，不如有种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变革意识。儒家强大的进取精神和中国人强大的个体竞争力，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表面上很稳重，但也很躁动。他们总是勤勤恳恳地前进，努力改变命运。所以中国人到海外，在意大利做皮鞋，在西班牙开各种商店，都比当地人勤快。这种竞争意识和不懈的奋斗始于秦朝。

与清教主义和儒教相比，盛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是一种带有中世纪特征的宗教。它主张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是好事，是未来永恒救赎的前提。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已托付给上帝，就不要事事操心了。所以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可以拖一拖。有人称之为"明天的文化"。"对于每一个请求，西班牙人总是用一个快乐的明天来回答。。所以，除了少数国家，以儒家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这些实现了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点是，既有儒家文化培育的勤奋进取精神，又有借鉴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新儒家学者等一些人强调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儒家文化。"公平的看法是，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