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如果由齐国统一天下会怎么样？中国文化或被彻底改变(战国齐国为什么没有统一天下)

齐是春秋四大国之一，战国七雄。第一个君主是著名的姜子牙。自齐国自封以来，一直很强大，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顾问，都是数一数二的。在知道掌权后，齐国成了春秋五霸之首。然而，如此强大的齐国，最终也没能成就统一大业。如果战国时期齐国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

历史学家周曾在《如果齐国统一天下》一文中提出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说:如果战国末期齐国统一中国而不是秦国，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

齐国与当时的中原各国相比，无疑是一个异类国家，但从国力上来说，却是一个强大的异类国家:春秋五霸中，齐桓公独占鳌头，战国时齐威王任命孙膑，公元前352年龟陵之战，打败了骄横的魏军，"于是齐比诸侯强，自称为王，以使天下"(《史记·田仲晶本家》)。长期以来，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周认为:"秦统一虽不可避免，但东方六国统一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繁荣过，尤其是齐国，一直是秦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他认为如果齐国在统一世界的过程中占了上风，那么"看来中国有可能走另一条路"。

当然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它在战国末期各国的激烈竞争中取胜，靠它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建造一台战争机器

由于姜太公在西周初年在东部建立了齐国，他被授权对不服从国王命令的国家进行征用，这种征用权成为齐国日后扩张领土的法律依据。所以西汉末年，刘向称之为"鲁有王者之迹者，仁厚也，齐有暴君之迹者，亦武功也。"在战国中期之前的数百年间，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被威胁其生存的强敌所逼，也很少在战败后被迫包围首都甚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外来挑战，恐怕也不会被迫改革。燕姿"二桃杀三士"此举恐怕更侧重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我们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已经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学者们如何构想理想"天下"，最终"被安排一次"事实上，我们仍然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战争机器。此时的战争形式与春秋时期贵族武士之间的车战有很大不同，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和资源，而齐国的军事组织却很难及时适应这种挑战和变化。

在齐国，有一件事乍一看似乎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两大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评价并不高。孙膑围魏救赵时，明确承认:"三晋之兵，勇而轻，号而畏。"到了战国末期，荀子作为一个曾三次在齐国夏姬宫担任祭酒大典的大学者，应该对齐军有很多了解，但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强调个人技能，在乎物质奖励，所以遇到弱敌还能有用，遇到强敌就散了。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然而孙子兵法的水平却恰恰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国次之，兵法由东向西传播。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二三百年前田开江等三士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但整体协同作战较差。这种勇敢无情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这种风俗一直顽强地保留到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评论说，齐国的风俗"怕打架，敢拿刺"也就是说，他们在群体战斗中是被动的，但在个体战斗中却非常勇敢，这与尚武、功利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管子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想也注重因势利导，主张顺应人的私欲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进而促进"人民的财富"同时也使得齐兵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功利化。直到西汉，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俗而奢之，精于最后一技，不务正业"那位官员花了很大力气"向节俭低头，劝人种桑"参见"人家有扛剑的人，这样可以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

正因如此，齐国被迫从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战略入手，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的薄弱，从而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军事家的崛起。张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发达的工商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背景和因素使齐国的兵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先秦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谋略大多出自齐国。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强调的首先是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切剧情”“切敌人”的方式战胜敌人。"

这种注重单兵作战技能的军队，面对与较弱敌人的决战，往往表现出色。其最大的弱点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旷日持久、惨烈的集团作战。《孙子兵法》虽然讲究策略，但也强调军纪(因此"三令五申"恐怕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处于"二桃杀三士"之后是弱化单兵作战技能，强调高纪律约束的新作战模式。春秋时期的车战还有个人英雄主义的空间，但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魏献子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战国初年魏称霸一时，恐怕就是这种步兵作战的高强度军纪(荀子赞魏国武能忍三日粮，"日本和中国倾向于走一百英里"没有强有力的军纪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军事模式是晋国首创的，促进了社会向中央集权制的结构调整。所以三晋的法家、纵横家在战国时期最为发达，主要的法家、法家著作基本都出自三晋。

军事历史学家李硕认为，自春秋末期步兵成为战场的主要兵种以来，"纪律严明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就是形成密集队形，与敌面对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执行统治者的意志。军事指挥官对士兵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命令他们进行肉搏战。"相比之下，汉朝的匈奴从来没有与中原军队的主力正面进行过大规模的决战，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攻城略地的战斗，这与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可以驱使士兵进行这样的殊死战斗。反观当时的名将李广，虽然个人骑射技术极高，但之所以多次没有为匈奴立下汗马功劳，之所以屡战屡败，正是因为他靠的是个人的勇猛，而不是严格的军纪。直到东汉末年骑兵成为主要作战力量，一个领主亲自披挂上阵，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时代才再次出现。

在战国时期长期以密集步兵队形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暴露无遗。这个道理不妨以足球为例。中国男子国家队前外籍主教练霍顿说:"中国球员不缺技术和体能，缺的是大局意识。足球是团队项目，整体不行，会消耗技术和体能。"2002年世界杯，中国首次进入32强。结果三场比赛都输了，净胜9球却一球未进。在看完中国0-3输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韦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说:"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但中国队的球员显然不喜欢依靠团队的力量。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球场上，最终丢球。"

战斗中也是如此。古罗马的日耳曼战士虽然勇猛，但缺乏纪律性，孤军奋战，最终无法抵抗罗马军团。因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军阵的记载很少，罗马军团可以给我们启示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关键在于纪律下的战斗耐力强，因为"罗马的军事体系可以使其部队的基本构成具有内在的可替换性，因此更容易混搭"这样一来，即使前面的士兵倒下，后面的多排阵也可以像传送带一样更换，所以"这种部署在正面进攻时很难被击败，从而使军队稳步前进"。战国末期的秦军也是如此。它的战斗力不是来自突出的个人技能，而是来自"秦兵吃苦"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就是靠消耗，循序渐进。在军队没有重大武器差距的情况下，战斗队形的数量和续航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单打独斗的勇士很难对抗这样的战争机器。

这部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与社会系统形成功能性的互联复合体。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的共和制下，可以产生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步兵方阵。但在当时的中国，唯一能锻造这种战争机器的军国主义国家，就是在郡县制下贯彻君主意志的国家。因为战国时期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是建立在社会全面征兵制的基础上的，不可能像春秋时期那样把军事视为少数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训练这些被征召的农民士兵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促使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继续关注"人"-与之前的"史"还有"中文"根据血缘共同体的不同，封建主义解体后，人力资源的动员机制主要依靠县乡行政体制。

根据杜在《为民造户: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一书中的论述，郡县制在远离都城的新建立的疆域中开始萌芽，"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地方行政体制，可能是从封建时代皇帝或诸侯直接管辖的行政组织演变而来"后来，衰落的封建氏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管辖，属于中央设立的郡县。"都城外的村落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逐渐完成，城邦意义上的‘国’被郡"，"县"is的本义"悬挂系统"，也就是说它的土地并不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相邻，比如被线拴在首都。战争越激烈，内外新合并的土地越多，君主直接领导的郡县越多；县城或者特别大的县，大多是从边疆军区设立的。春秋以前分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格局，已经逐渐转化为中央权力垂直归属的严密行政体系。

众所周知，这一制度在秦国执行得最为彻底。这既保证了秦军人力的持续调配，也增加了村里人举报坐在一起的难度，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长辈也不敢冒险隐瞒。同时，秦实行最严格的金字塔阶级制度——军衔制度，根据士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决定他们一生的荣辱，用外在的纪律堵住了他们的退路，为耕田者提供了内在的激励。杜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秦国彻底鼓励爵位制度，爵位才会以军功授予，农战结合的齐人阶层才会有长远的眼光和生命力。然而在山东国，我们根本闻不到爵位制度的味道。根本原因是军功和奖励塑造不了身份体系。"在魏国，当兵的最终目的是免除赋税和徭役，个人前途无法指望；在齐国，士兵最多只能获得一份功勋奖励，这符合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不能因战功而封爵。

这恐怕就是齐国的战争机器的问题所在:既不能像秦国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来迫使士卒陷入漫长而艰苦的生死之战，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动力。结果齐国保守多于开拓，齐人的战斗力只有在外敌入侵时才能得到充分激发。

齐国的悲剧

公元前284年，齐国灭宋，轻率地打破了各国间长久以来的权力平衡，令诸侯心惊胆战。结果五国联军伐齐，齐国一度只剩下即墨和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齐国"武都"第一，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基础。齐国的国力虽然在田单复辟下迅速恢复，但作为当时的东方大国却如此轻易被击败——在七个战国中，没有一个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在一两次决战失败后就陷入了近乎亡国的状态，这意味着其军政制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漏洞。

齐采用的是五都制而不是郡县制，所以对户、人的编算并不彻底。七十二城被燕军轻易攻陷，说明其社会组织结构不够强大，决战失利后无法进行顽强持久的抵抗。原来，齐桓公规划的管仲治国方略是"画的都是轻蔑集权，奖励农民富民，修整军事装备扩大国威"但在旧制度的基础上依然是趋势:整理税收，发展乡村商业，在国家财力充足的基础上依靠你的传说内政，通过保甲制度获得稳定的军事实力。不仅如此，管仲还把齐国划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乡不用服兵役，专职做手工艺人和商人，为国家生产。结果齐国首都临淄成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城市，但也正因为如此，齐国在战国时期采用新制度的速度比其他六国慢。为什么？它现在做得很好，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本身阻止了它做出如此彻底的改变。

这里再次体现了齐国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无法通过服兵役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很可能是由于贵族家庭的强大。在当时的楚国，郡长被称为"男"大部分是有实力的宗族把持，但不能世袭，也有一部分是非贵族的。县虽然有高度自治权，但似乎还是要向中央纳税；这直接属于君主"县"性质上和秦朝的郡县不同，但相比较而言，实行五都制的齐国连楚国这样的郡县都没有，可见其中央集权程度有限。

对于活跃的经济和学术自由，齐政权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因而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然而，在战国激烈的战争中，相对分散和保守的政治结构使齐国无法有效地调动其所有潜力。既然对于齐国的士卒来说，平日里生活相对安逸，而战争中积累的战功也不过是财产上的一些好处，自然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二战期间，日军战斗力最差的第四师团大多来自大阪的商人。他们很圆滑，不愿意硬抗，但是很会做生意。著名抗日军人戚继光在《姬晓新书》中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在城市里游荡的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但是那些白眼灵活的人也是"他甚至说，这样的士兵就算被韩信利用了，白起来也不好管教。在这种情况下，齐军不仅战斗力不够顽强，恐怕也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历史谜团:战国七雄中，为什么齐国相对于其他六国表现出相对消极的领土扩张？苏秦游说的时候，说齐国富强，但是"也就是说，有兵役，也从来没有泰山过两倍，也从来没有清河过，还涉足过渤海"。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齐国在政治上萎靡不振，还因为它比其他大国更依赖工商业，所以不太重视领土扩张带来的农业产出收入。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新合并疆域的做法直接属于君主，对于齐国的分权强权政治，内在动力并不强烈，因为恐怕大贵族不希望看到君主的权力继续扩大。

当然，齐国在领土扩张上也有过短暂的辉煌:前314年，齐军30天攻灭燕国，占领两年；前284年齐军灭宋，但这两次扩张都未能维持有效占领，第二次甚至差点带来亡国之祸(前284- 279年燕齐之战)。可以说，这两次对外扩张是和王两代君主的结果，他们的傲慢很可能是君权扩张的结果，但他们缺乏秦国缓慢稳定的军事推进和行政系统管理推动的有效占领，白白招致各国的敌视，埋下了自己衰落的种子。在此之前，齐国曾多次组织联合抗秦，但正如《齐国史》所言:"齐国在战略运用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每次联合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给秦国实质性的打击，在吞并土地上几乎一无所获。"这些都说明齐国的军政体制已经不能应对对外战争的新形势。这些战争不仅没有增强自身实力，反而消耗了国力，暴露了弱点。

只有当外敌把齐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爆发。燕军围攻即墨时，虐俘掘墓，即墨人都看到了"都在哭，都想开战，更是十倍的愤怒"这说明齐人最深处的重视宗族的乡村意识，经过激发，是可以转化为强大战斗力的。综合来看，齐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很难产生持久的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灭燕、灭宋这两次对外战争，不过是军国主义君主的一时兴起，最终并没有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力量。尤其是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运转越来越高效的强大军事机器，很难想象齐国还有统一天下的希望。最多只是希望自保，因为两次亡国复兴的历史事件已经很清楚地表明，齐国的力量源泉在当地农村，这才是真正能激励齐人为之奋斗的东西。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确实令人感慨:齐国的政治制度看似保守过时，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它更"高级"是的，它特别能保证社会经济、文化和学术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但在激烈的战争面前，却使齐国无法有效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最终败北。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情况: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的宋明复杂社会，无法以更简单的组织与外敌抗衡。结果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更加繁荣的阶段，却找不到有效的机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成为自身的弱点，最终趋于向内崩溃。我们不必遗憾齐国为什么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的悲剧是传统中国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