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贩子卢芹斋人生简介(浙江文物贩子卢芹斋)

说到卢芹斋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听说过吧，这个人是一位文物贩子，所以真的让人非常的讨厌，但是其实当时中国刚好处于动荡时期，又有战争，从侧面来看他把文物走私卖到国外也算变相的保护，免得战争时期被炮火敌人毁坏，而且在后期卢芹斋也积极的资助中国，所以他

卢芹斋是谁？

在中国，他是“卖国贼”。他曾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卖至欧、美，包括青铜器、古玉器，南北朝与隋、唐的佛像，唐三彩雕塑等等。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他的手流转出去的，他最出名的事件，是在1916年-1917年间，将昭陵六骏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至美国。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盗卖文物，取悦欧、美帝国主义者，不仅赚得钱财，还周旋于美国上流社会，与洛克菲勒、摩根、范德堡等豪门巨贾做生意，可谓卖祖求荣至极。

但在西方，欧美文物艺术界对卢芹斋却极为感激，他们不仅从卢芹斋处买到中国文物，还得到他的慷慨捐赠。从巴黎吉美博物馆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全球最大博物馆的馆藏无不被他的收藏与眼光所左右，卢芹斋让西方对中国艺术有了新的品味，甚至可以说从他开始，西方才对中国艺术品具备了鉴赏力。卢芹斋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映衬在动荡起伏的历史背景下，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艺术活动的一个缩影。

羞于启齿的出身

卢家兜是个偏僻的小村镇，隐没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它位于浙江省北部，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方。卢家兜的字面意思是“姓卢人家的村子”，自宋朝以来几百年的时间，卢家族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卢芹斋出生于1880年2月1日(他的原名和生日说法不一)，族谱上记录着他的原名——卢焕文。他是卢家第十六代传人，焕字辈。一个“文”字，并不是多么醒目或富有诗意，从起名上就可以想象他的父亲并不是个有文化和想象力的人，甚至可能从未想过孩子有一天能走出村里的泥巴路。一个名字，便已经暴露他出身的平凡。

但在大古董商卢芹斋嘴中，他的出身是另一番样子。他说自己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境殷实。这是他去世前写的文字：

一，作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我的祖先曾在朝廷里做官……；二，族中有一支做豆油生意，业务的总部设在东北，通过船运将豆油销往南方。

就这样，他试图让自己跟当地的大户扯上关系，好像祖上进士辈出，朝中有人。但卢芹斋所声称的这一切在现实中都找不到佐证。出身问题一直是卢芹斋的心结，他总是一语带过地说：“我们家人全都不在了”，借此撇个干净。许多成功人士喜欢炫耀出身贫寒，让自己的成就显得更加耀眼，而在卢芹斋看来，低贱的出身绝不会为他带来尊严，他一生都对身世遮遮掩掩。

对于他们贫困的家庭，纺纱是糊口的唯一途径，小焕文每天目送着装满布匹的小船离港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尽头。无尽的远方仿佛就在那个时候对他发出了邀请。

焕文十岁那年，母亲再也无力支撑丈夫的烟瘾和赌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含泪自尽，紧接着父亲也一命呜呼。失去双亲的悲痛使他变得更加内向，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看上去木讷呆板，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童年没有丝毫的留恋，尽力抹去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因为那些带给他的只是伤痛。不想输就只有坚强，他擦干眼泪，决意“离去”。

在距离卢家兜三十公里处一河之隔的南浔，焕文幸运地踏进了富甲一方的张家做工，并从此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这个张家不仅在南浔财大气粗，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豪门。张家坐拥大量土地，除了良田之外，还在江苏和上海拥有多处房产。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上海出名的建筑都在张氏家族的名下，如杏花楼、大上海电影院、大上海歌舞厅和大世界游乐中心，至今，大世界那白色的穹顶钟塔仍俯视着上海人民广场。

进入张家的焕文被指派服侍二少爷张静江，他出生时患肌肉萎缩，从小就坡脚，行动不便，8岁的时候，右眼也失明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前程，1902年，张静江轻松获得中国驻法国公使商务参赞的职务，焕文幸运的被选中，作为随侍陪伴张静江赴法。

唯一跟我们提起这段历史的是张家的后人，而卢芹斋本人则一直刻意隐瞒自己卑微的出身，从来不跟旁人提起。在他离世前写的自传中，他将自己去法国的原因说成是求学，以及在中法两国之间寻找商机。他还声称自己是在清政府的驻法公使那里碰巧认识了张静江，对于张静江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等实情，卢芹斋只字未提。又一次，卢芹斋编造了自己的履历。

脱胎换骨

初到巴黎，焕文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科技腾飞和社会发展，他迅速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当然前提是借力自己的主人张静江。

接触过张静江的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形虽犹如雨果名着《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卡西莫多”，但实则是个自信、爱交际且富有幽默感的人。人不可貌相，他积极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很快便成为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张静江到巴黎后，开起了一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商号，起名“通运”，焕文就被安排在这里做事。从此，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雇员，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不过一旦上手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就触类旁通，欣赏和把玩古董到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焕文天资高，凡事进取，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并且对市场有天生灵敏的嗅觉，很快就被任命做了掌柜，渐渐成了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运号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时，法国人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国的东西，所以光顾的人并不多，连茶叶和丝绸都不好卖。卢芹斋曾描述过当时的处境：“我们卖什么都赔，除了古董。……就这样，在经历了初期的亏损后，我们不再做其它产品的生意，而是主攻古玩市场。”地毯、字画、玉饰、漆器、官窑瓷器和鼻烟壶在巴黎的店里琳琅满目，非常抢手，往往来不及上架就出手了。

古玩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从山西以10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转手就能卖1万美元的高价，一尊陶瓷观音以300大洋(约合45美元)的价格从和尚手里请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50万美元收购。

通运号的生意果然财运亨通，但已经不适合焕文做下去了。张静江把他的金钱和心思都用在了中国革命上，并于1908年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物，毅然返回中国辅佐孙中山的开国事业。而焕文却没有追随满怀爱国热情的张静江回国效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宁愿留在法国搞些古董继续赚钱，自此，两人分道扬镳。但焕文对张静江一直极为敬重，并且心怀知遇之恩，一生将张静江尊为偶像。因为如果没有他，焕文也许走不出穷困的家乡，顶多在张家做一辈子的仆人。如果不是在张静江手下摸了六年古玩，焕文这乡下孩子也不会懂得掌眼识货。总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由此，他的人生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自立门户

焕文28岁那年，他自己的铺头在巴黎开张了，店名“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抛弃了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一般”的名字，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来转运：“卢焕文”从此就摇身一变成了“卢芹斋”，这是他人生阶梯的第三步。

平日的卢芹斋很忙，在欧洲大陆到处奔波寻找商机，他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他留意每一笔交易的利润，凡事都巨细靡遗的记在本子上。古玩的利润一般能达到成本的2-8倍，……比如1913年他花了5.55法郎买入一个龙泉窑的瓷瓶，同年就以46.25法郎的价格出售，是进价的8倍；一个屏风进价是138.75法郎，以513.70法郎出手，赚了四倍。欧洲人偏爱的东西尤其好卖，比如18、19世纪的陶瓷，虽不是卢芹斋最喜欢，但在20世纪初的确是他最赚钱的玩意。

卢芹斋在淘宝与鉴宝方面真的是身体力行，同时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谈生意懂得入乡随俗。他自己这样回忆：我们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办事处天天都办流水席，准备一大桌子酒菜招待上门的客人。我们吃住全包，于是我们的办事处就成了当地古董买卖的中枢。谁手上有好东西，我们都是第一个见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从南到北，可以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市场。

1914年偶然的机会，卢芹斋去到纽约，当时的纽约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热情奔放并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1915年3月，他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在纽约开业了。

卢芹斋深知：想要成功，必须信誉卓著，因此他悉心营造名望和赢取信任。

除了在穿戴上一丝不苟，他的举手投足同样优雅。他言谈审慎，从不夸夸其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使在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也待人谦恭，从未有过一点趾高气昂。平时的言谈中，也是一口一个“鄙人恳求”、“贵馆”、“请允许鄙人冒昧地”诸如此类的谦词。他从不忘记道谢，无论是有求于人还是纯粹出于恭维。在美国人眼中，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能有如此的修为也就罢了，但一个中国人竟如此具有绅士风度，则着实令人惊讶。

对于华人的仇恨和偏见，使得许多私人收藏家一开始也同样对卢芹斋缺乏信任。1918年12月，当卢芹斋向小约翰·洛克菲勒推销一件中国古董花瓶，对方却怀疑这是一件赝品。他在信中写道：

瓶底做工不够精细，让我对它所属的年代有所怀疑。还有其它一些地方也让我不放心。姑且不说标价不太合理，如果没有其他专家鉴定其真伪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掏钱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我不要去咨询其他古董商中的行家，那我就只能放弃这笔交易。

更有甚者，小洛克菲勒还在信尾附言：

您能否寄一张瓷瓶修复前的照片给我？

卢芹斋想方设法来让客户相信自己的可靠，所以他待人接物总是非常殷勤，他回复说：

您对我的信任有所保留这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我有幸第一次和您打交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不会欺骗您。如果一件东西真假未明，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时代的“馈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内忧外患的中国一片混乱。但对卢芹斋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借助在国民党中的人际网络，同时不惜花钱打通关节、浑水摸鱼，寺院、陵墓和私人收藏他无所不及。此时正值其前恩主张静江辅佐革命居功至伟，成了孙中山最器重的人，在国民党内风头一时无两，成了掌管党产的“财爷”。中国在1913年、1914年接连出台的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对他们形同虚设。卢芹斋同时又把他的客户蒙在鼓里，以中国颁布文物出口条例为由抬价，从中获利甚丰。

连一向被中国老百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宫廷御用，如今也成为他志在必得的猎物。文物一旦跟皇室沾边，拿到海外就身价倍增，市场上趋之若鹜，因此对文物商来说，器物的来路十分重要。1915年12月17日，卢芹斋以1600美金的价格向弗利尔出售了一幅康熙年间的丝绸壁毯，在交易单据上他做了货品的详细介绍：“朝廷御用，1913年盗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卢芹斋寻宝目标执着，务求贵重、罕见、独特的东西。中国的大门已对他敞开，出入可以大摇大摆，旁若无人。童年时受到的儒家“克己复礼”教育已被他抛于脑后，利益驱使下掀起了针对皇家陵园的盗墓活动。

1916年或1917年，卢芹斋主导了一桩著名的盗墓活动，他将唐太宗昭陵中两尊石刻浮雕“昭陵二骏”贩往了国外。此事中国人至今难以释怀，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莫大破坏和亵渎，甚至将之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相提并论。但对于卢芹斋来说，这笔交易确实无以伦比，不论是其出自皇陵的尊贵程度，还是其2米高、1.7米宽、重达4吨的分量，亦或是令人咋舌的125000美元的成交价，这打破了当时文物成交价的记录。更不用说此物的政治、历史和艺术价值。

不过，卢芹斋本人一直否认自己直接涉及盗墓，坚称：

(昭陵二骏)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直接接手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售转卖给我们的人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因为在此之前法国文物商葛杨于1913年将六骏移出皇陵，但在盗运的过程中遭到当地居民的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坏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当时六骏石雕受损严重，1914年落到了陕西军阀陆建章手上。他下令押送其中的二骏进京，作为即将登基复辟帝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贺礼。实际上，陆建章也是奉旨行事，奉的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命令，因为文物的运输文件上有袁家的印章。这二骏于1915年被运出西安，却从没能抵达北京，再也不知去向。直到1918年3月9日，一直下落不明的二骏才神秘地出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的主人竟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

而在买家面前，卢芹斋则毫不掩饰地将昭陵二骏的到手归功于自己的神通，他对盗宝的历险过程大肆渲染，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在他1926年写给戈登的信中这样介绍两件文物的来历：

为搞到这两件文物辗转了四五年时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如今在中国搞古董简直比登天还难，像这样罕见的文物几乎不可能再搞到了，一来风险太大；二来文物精品已经差不多都倒腾出来了。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卢氏品味

对自己的古董商生涯，卢芹斋曾矫情地总结说：

如其他所有热爱艺术的人一样，我从事文物交易一直胸怀世界。与此同时，我深信艺术品是没有国界的。文物走遍全世界，就像无声的大使一样，让世人了解并爱上中国文化。

为了在西方拓展生意渠道，卢芹斋先从“启蒙”做起，对西方买家进行文物鉴赏力的教育。20世纪初的时候，除了洛克菲勒家族和弗利尔等几名大藏家外，美国公众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当时的西方艺术品市场鱼目混珠，来自中国的艺术品都是些专门为了满足西方人审美趣味的作品，于是市场充斥着搔首弄姿、自曝其丑来博取目光的物件，所以即使是有品位的鉴赏家，也很难有机会欣赏到真正高水准的中国艺术。卢芹斋决定走高端路线，他决心要让西方人见识真正的中国文化，即佛教壁画、雕塑、古玉器和青铜器的美与价值。

卢芹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为了硬销试图改变西方受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创造了一系列欧洲化的词汇来解析中国的艺术品。既然当时的西方认为，中国艺术受到了古希腊风格的影响，卢芹斋在描述佛像时就会用到“平衡”“对称”“协调”等术语，这都是当时在分析希腊、罗马雕塑时常用的概念。

在卢芹斋的赞助下，几位国际著名的艺术学者开始制作中国文物图录，图文并茂的对中国艺术进行新的诠释。卢芹斋从文物“发掘者”一跃成为中国文化大使，在西方获得了中国艺术史发言的权威地位。他的古董店也成了文物界群英荟萃的沙龙，专家们会相约而来，品评、把玩新亮相的器物。推开卢芹斋的店门，时常能碰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等人，他们可能正在一件新到的画轴面前争论的面红耳赤；或是英国的大维德爵士夫妇，俩人鼻梁上都架着眼镜，正围着新出土的青花瓷，仔细研究着瓶底的官窑年款；可能还有宾大博物馆的馆长，正安坐在桌前，端详着一尊刚从陕西运来的唐三彩马……

1928年，对于卢芹斋而言是硕果累累的一年，他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又在巴黎一片簇拥欢呼声中开了新的画廊“彤阁”，其富丽堂皇堪比宫殿，充满了神秘的东方情调。

卢芹斋的友人遍及世界各地博物馆，他在开展古董交易期间也大力支持了不少博物馆的发展。欧洲、美国的各大博物馆，都曾接受过来自他的慷慨捐赠。1929年，法国国家博物馆授予他另一枚奖章，这枚独特的铜质奖章是专为表彰卢浮宫及其他国立博物馆的捐赠者而设计的。奖章上刻着卢芹斋的名字，及“卢浮宫之友”的字样，以感谢他为法国博物馆事业做出的贡献。不仅如此，卢芹斋也在西方，积极为国内抗日筹划募捐活动并资助军费。

当帷幕落下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7月29日。

“出事了。货物被扣。”正在巴黎度假的卢芹斋突然被中国发来的电报扰乱了，这批货是他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其中有不少是国宝，共计342件古董，估价超过100万美元。自此，卢芹斋的生意兵败如山倒，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日，即是卢芹斋和他的国民党全部清空之时，无异于宣告了他的破产。“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立即查封了我收购的大量文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中国古董生意做到头了。”卢芹斋写道。

共产党执政后，卢芹斋从爱国侨领变成了人民公敌，1957年8月15日卢芹斋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