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为何猛增？真的是因为土豆玉米的传入？(清代土豆亩产量)

在古代，不同时期的人口也和当时的整体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古代一般人口比现代低很多，基本没有超过一亿人，但是纵观古代人口，还是有一个高峰期的。清朝时期有一段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一下子增加到4亿人。这简直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导致清朝人口突然变

清中叶人口爆炸的原因很多。虽然随着中西交流而引进的新技术和农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水平，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但仍不足以支撑数倍的人口增长。事实上，人口管理中地位的丧失和历代人口统计的失真，导致了几千年来中国实际人口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清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展开了根本性的社会改革，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户籍人口一直徘徊在数千万的现状，使无数"黑虎"带着为民做主的意愿和民众繁衍的热情，在清末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4.5亿人的高峰。

所以，导致清代人口爆炸的，不是玉米、土豆等品种的引进带来的技术突破，而是政府管理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表现是以官绅一体化收粮摊地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

1、古代人口统计

历史上官方的人口统计其实是一笔烂账。

管理人口，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什么制度，都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哪怕只是为了搜剿，政府也只有大致搞清楚搜剿了多少目标后，才能确定能招多少兵，能收多少钱。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即所谓"只有殷代先民记载书籍和法典"(《尚书·周树·托多斯》)；西周时期，户籍的雏形出现了:"西敏掌握着所有人的数量。自齿之上，皆书于版。分其华，和其乡，异其男女，十八岁，生而死。又三年，大比，同数人诏司寇。司寇、孟冬祭司敏之日，献其号于王，王拜之，登于天府。"(《李周·秋官·斯寇五世》)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最早的人口统计。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无论是怎样的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除了少数时期(其实是宋朝)，中国历代官方的人口统计都无法突破高峰时6000-8000万的规模"天花板"。

比如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上，巅峰是汉唐。早在西汉时期，官方的人口统计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万的规模，但是到了近千年后的唐朝鼎盛时期，人口规模只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的——毕竟与汉朝相比，唐朝不仅疆域扩大了一倍(约1200万平方公里:600万平方公里)，而且与"关彝·杜南与西汉的改良相比，唐代对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是默默无闻的。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大规模普及(西汉时期仍广泛使用木制农具，铁制农具的军事化应用与民间普及是两个概念)以及农耕技术和水利建设的进步，实际上与明清时期引进外来农作物品种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和养活更多人口方面同样重要，但并没有引发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到了明朝，土地开发规模更大，农耕技术有了更大的进步，官方统计不升反降，回到了接近西汉的规模。

更何况，如果赶上五虎十六国或者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各种割据政权突然变得司空见惯，那就不能指望这样的统治者有心情和能力去操心人口统计学了。怀旧"。我们对那些随心所欲统治世界的蒙古人毫无办法，他们拒绝统计自忽必烈汗统治元世祖以来的人口数量。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口统计数据，不仅可能是扭曲的，事实上也可能是缺失的，不连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数据不仅大大降低了参考价值，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2.为什么数据失真？

户籍人口和实有人口是两回事，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破亿"。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历代官方的人口统计从来没有涵盖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只有"户籍人口"仅此而已。

那么被政府编有什么好处呢？理论上，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抵抗外来或异族的侵略，打击犯罪。但实践中的执行会大打折扣，主要看执政者的能力和意志。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保护""的作用；对人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有时还不如没有——毕竟"官匪世家"不是闹着玩的。对于民众来说，政府往往是比强盗、罪犯甚至敌国、外国人更可怕的存在。

至于政府发展公共事业造福人民，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这纯粹是想多了——这种事情且不说，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没打算去做，就连老百姓也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为民补户的唯一意义就是必须纳税，必须在政府任职，以换取在政府指定的地方工作谋生的利益。我国人民历来有服从权威、恋家的传统，纳税、从军也并非不可接受。但问题是，官僚主义一直是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即使朝廷规定了三十税的超低税率(如汉唐)，但地方贪官勾结之后，百姓的实际税负往往会翻倍，甚至十倍，直至不堪承受。

对于古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最可怕的税不是田赋，而是徭役和赋税。

徭役对现代人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甚至难以理解。比如有一天，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突然递给你一堆粮食，让你免费运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地方。不仅要按时送达，还必须自备交通工具，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一旦货物有缺陷或迟到，你将受到惩罚，甚至被砍死。你怎么想呢?你一定认为——这家伙没疯，对吧？

这就是周朝以来就有的徭役，不仅包括上述的强迫劳动，还包括民役、杂工等必须无偿提供给政府的劳动。这种艰苦的工作不仅艰巨而且危险(死亡是常有的事，比如数百万的文职人员"隋朝征高句丽时招募了哪些人；死人互相睡在一起，路上满是污秽")，还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比如延误农时会导致农民倾家荡产)。所以后来政府在形式上做了一个妥协，从汉朝开始，可以交钱代替服役，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丁税。

理论上，徭役可以免交赋税，没钱的人可以继续服役，但实际上，政府收了税继续抓人服役的案例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为了逃避沉重的税收负担，只能采取少生或不生的措施，其余的都得逃避。

历史书上经常提到"官员强迫人民造反"其实只是极端情况下民众的偶然行为。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况是"官逼民跑"。也就是说，承受不了税收压力的人放弃户籍和土地，逃到外地成为"难民"，或者逃入政府军无法到达的山野成为"野人"。难民和流浪者通常统称为"逃离家庭"，是历代统治者严厉打击的，有时甚至抓到就可以当场击毙"刁民"，但已被禁止。每当王朝官方管理腐败，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时，就会出现数量惊人的逃户。

与出逃户相比，情况更为严重"隐藏户"。

土地兼并属于中国古代王朝"绝症"这是大多数朝代灭亡的根本原因。税收是一个政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享有纳税义务豁免的特权阶层——从最早的贵族到汉末开始崛起的贵族家庭，再到伴随科举制度崛起的文人。合法享有免税权利的群体一再扩大，导致无助的农民税负沉重。最后，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农民又多了一个"更好"选择，就是"奉献"——即把土地和其他财产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免税的特权阶层，而自己和家人则成为这些富裕地主的奴隶或佃户，从而逃避纳税义务。

所以，即使在汉唐这样强大的朝代，一个排名靠前的贵族家庭，隐藏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隐户也是常有的事。一些现代学者估计，这些特权阶层所困的非纳税人人口甚至可以达到官方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这导致仍在老老实实纳税的农民负担更重，然后他们不得不逃离或捐赠，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并使中央政府的财力更加枯竭，统治能力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皇帝都在努力与这些特权阶层作斗争，但结果都不太好的根本原因。比如杨光，杨迪皇帝，在山东(指庐山以东)用强硬手段与世家大族同归于尽，最终亡国灭种，他也落得个千年骂名；而试图通过软化、分化等间接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多只是治标不治本，最多只是起到延缓这个过程的作用。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朝代的人口在建国100年左右可以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口出现下降。比如，据官方统计，明朝人口高峰出现在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7185万人。然而仅仅过了不到30年，郑德元年(公元1506年)，人口突然减少了2500万，达到了明朝276年来的最低点。除了统计误差，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是土地兼并和农民外逃造成的户籍人口大量流失。

现在经常看到明朝的人口峰值可能达到了2亿左右。其实这种可能性不仅限于明朝。由于特殊的国情，宋朝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因此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吸收了大量失地农业人口。所以在土地兼并形势高度恶化的情况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完全不禁止土地兼并的朝代)，人口仍然超过1亿。事实证明，只要给人们一条出路，一口饭吃，他们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当牛马或者逃到山里当野人。

但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很大一部分只能靠这个苟且偷生。所以，也许在宋代之前(我甚至怀疑是在汉代)，我们国家的人口就已经过亿了，只是官方记录中没有记载而已。但由于史料不足，这种猜想只能"有理由，但没有证据"仅此而已。

3.康雍干旱期的人口增长。

高度集权的甘王朝解开了抑制人口增长的枷锁，造就了最贫穷的"史圣"。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玉米、土豆、红薯等外来作物传入中国，到清朝康熙末年，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能找到种植的记载。然而，直到今天，玉米和其他作物从未改变中国"南方大米和北方小麦"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19年全国稻麦产量为3.4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52%，在国人的餐桌上依然是不可动摇的主角，更何况清朝对玉米等外来作物的大规模推广和改良。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米粉也叫"面粉和大米"在宝贵的80年代，高粱比玉米或土豆更常被用作替代品——当然，作者是东北人，这种经历并不具有普遍性。

外来作物，如玉米，确实具有单位面积产量高、不择地、抗病虫害等特点。，对提高粮食产量有明显的影响。据现代学者估计，清代中后期种植玉米的耕地，北方可增产33%左右，南方这一数字约为28%(《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吴·，农业出版社，1985年)。但这一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汉代至唐代铁农具的普及和农耕技术的进步对人口增长的推动，但仍无法支撑数倍的人口爆发式增长。

真正实现这一两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突破的是清朝康雍干三皇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主要目标是前面提到的土地兼并和隐藏的人口问题。

为什么清朝用了一百年才解决了那么多前朝两千多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皇帝是一种看起来像"魔法是无限的"其实他的权力是和特权阶层共生的，所以他必须和他们(比如贵族、士绅、文人)在一起"共同世界"。清朝的满清皇帝是外来者，没有历史包袱，起步时自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同时，清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的王朝，更不用说与哪个阶级"共同世界"除了皇帝，每个人都是奴隶——有什么好胆怯的？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由于国家局势日益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但大多因偷税漏税而未入户籍，政府难以控制和管理。因此，康熙皇帝写下了著名的"育种的人永远不会被赋予"圣旨:"我24，621，324岁在鼎湖...到了中午，有人告诉我，‘日子长了，牙齿也在增多。之后就不需要再多交户口了，就是以今年的户口数量为名额，进行排序。“"(《清史稿·卷八·年谱八》)

这边"千万不要加"实际上，该命令取消了中国大部分人口负担的丁饷。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使人口再生产不再成为百姓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百姓逃亡、隐匿户口的动机，为雍正朝进一步的税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帝应直隶总督李之请，实行"站成一团"，即定额税摊入土地税，征收统一税，这就使得"多送丁者多有田，少送丁者亦有田。"(《Xi王朝的郑绩》王庆青云)事实上，在中国征收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被彻底废除了。

为了实现改革税制，加强中央政府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的目标，雍正帝下了两个狠招，其中之一就是"官绅收粮为一，服为一"也就是说，要废除千百年来的尊称、官僚、地主特权，不仅所有人都要像普通人一样纳税，还要服兵役、徭役(当然也可以出钱赎身)；第二个是"还火消费于民"也被称为养廉银制度，以防止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和中饱私囊。

此外，雍正帝还采取了查田、查亩、取消廉价户籍、完善救灾体系等措施。同时放宽了户籍限制，让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流动，自由择业。这些措施都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提高了人民为民补户和再生产的积极性。

尽管乾隆皇帝和他的父亲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冲突，但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仍然有共同的语言。例如，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推行了将土地扩展到国家的政策。而且与雍正帝重农轻商不同，乾隆皇帝更重视商业，并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同时，他大力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使政府财政收入和全国人口大增，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财政收入方面，从康熙年间平均每年3200万两白银增加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8182万两白银。人口增长方面，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突破1亿，50年后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奠定了中国成为人口大国的基础。

当然，短时间内人口的爆炸大大稀释了社会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另外，同一时期清朝处于扩张期(清朝的领土在康雍统治时期扩大了一倍多)，尤其是喜出望外的乾隆皇帝，打了太多的仗，使得清朝的国力损失太大，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

所以现在说到"康雍干生事"，然后有人不以为然。毕竟全国到处都是衣衫褴褛、面色蜡黄的朝代，人们真的很难和盛世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现实中，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开元之盛，你扔过两亿、三亿人他就完了。值得称赞的是，以甘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勉强养活他的人民，防止他们饿死一半以上。

然而，碰巧的是，正是康雍实行了诸如把庄稼种到土地上和释放人口爆炸式增长的闸门的政策。这是他们应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