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考古属于什么位置（石窟寺考古专项调查）

中国石窟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内涵深刻。它是中国灿烂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的石窟寺占世界同类文化遗产的63%。

几十年来，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和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我国对石窟寺的保护已逐步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石窟寺的研究和保护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专业人士的辛勤劳动，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金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非常薄弱。今年两会期间，有CPPCC委员在提案中指出，中国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亟待完善。“考古人才逐渐被掐断，全国不到20人。”石窟寺文物保护和数字化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据作者团队统计，仅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龟兹、大足石刻、中华传承研究院等各种针对大石库寺保护或相关研究的研究机构正式编研人员就超过1500人。具有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认定的石窟寺保护资质的“负责文物保护的设计师”只有252人，“负责文物保护的工程师”有278人。在全国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导师只有34人，石窟寺保护科学与技术方向的导师只有19人。虽然中国社科院、中华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在培养石窟寺人才，但全国每年能培养的专门人才总数还是非常有限的。

为了突破石窟寺研究、保护和管理的人才瓶颈，我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全国近50%的石窟寺保护单位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创新了管理方式。如新疆文博院的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基齐尔石窟研究院，整体承担本地区及附近地方石窟寺的保护、管理和研究任务，使现有的人才力量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

石窟寺数量众多，基本信息的记录、保存状况的观察、存在问题的分析，都需要石窟寺所在的基层文物保护机构的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苏白很早以前就指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纂，应该主要依靠石窟寺所在的基层文博单位的力量。特别是数量多、规模小、地点分散的石窟寺的考古报告，很大程度上需要由石窟寺所在的文物保护机构来完成。198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两期石窟寺考古专业课，四川省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佛教考古研究生班。这些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为推动石窟寺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目前，石窟寺的研究和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在高等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两条轨道上进行。既要支持和引导石窟寺考古与保护专业人员的学历学位教育，也要延续人才培养和到基层行业深造的有效经验和良好传统，支持有能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大这两方面的投入，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包括中国佛教史、佛教与石窟寺考古、中国佛教目录、石窟艺术史等核心内容，以及古建筑、服饰艺术、乐舞艺术、社会生活等专题，以及石窟寺数字化记录、石窟寺保护工程等科技保护相关内容。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应积极承担相应责任，调动多学科力量帮助人才培养和储备。

在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坚持保护为主的理念”，“把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视察云冈石窟时，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研究、保护还是利用，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才队伍的传承。要积极培养壮大石窟寺考古人才队伍，使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遗产地应通力合作，为石窟寺考古的教学、科研和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张兼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