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十大未解谜，《三国演义》悬案解谜（三）

《三国演义》是“七虚三实”吗？

怎样看待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艺术成就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那么——

《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吗?

清代学者章学诚《丙辰札记》评曰：“凡演义

之书，……(或多纪实事，或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错杂如《三国(演义)》之淆人耳。”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差别，不在于运用语言，而在于一个是“叙述”已发生的事，一个是“描述”已发生的事。在《三国演义》研究中，一般都不否认“虚”的部分仍是罗贯中《三国演义》艺术性较强的部分；然而，在结合章学诚评说论述中，认识却大有分歧。

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便出现了许多考据和评论，有肯定的，有责难的。指责者多为罗贯中违背正史，虚构故事。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文说罗贯中“好为绚染，以诬古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说罗贯中“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使人误把虚构的情节当史实。翟灏《通俗篇》还骂《三国演义》“荒涎不经”。不过，所有指责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要算本篇始引章学诚评说中《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淆人耳(目)”之语了。章学诚认为，“凡演义之书”，必须“多纪实事”，不能虚构，“七实三虚”也不行。他说，这样会产生“惑乱”，混淆视听。

章学诚之说影响很大且深远，甚至连大文豪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析《三国演义》时，也认为《三国演义》虚实相杂，确实“容易招人误会”，连有名的诗人、学者也“被它闹昏”了。鲁迅先生因而提出了“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这一处理“虚”、“虚”关系的课题；表达了“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的看法。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认为，“惑乱”现象的出现，不能归罪于《三国演义》，而是分不清史学与文学的界线，以史学的眼光去读文学作品所致。文学、史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各有其规律和特点。罗贯中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懂得“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一部《三国演义》，“因文生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紧张处扣人心弦，舒展处使人会心微笑，读来别有一番情趣，这是读《三国志》时得不到的艺术享受。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比起那些“多纪实事”，拘泥于正史，平板、呆滞，缺乏虚构和想象，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都高出一筹，因而历久不衰。这不是很好地证明章学诚“七实三虚”混淆视听的批评是错误的吗?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曾批评罗贯中《三国演义》等作品“事太实”，认为“事太实则近腐”、“俚而无味”，主张“虚实相伴”的艺术虚构原则。“演义”作为通俗历史小说，一方面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然而“事太实则近腐”；另一方面虚构、想象是历史小说的灵魂，可虚构太多又有“好为绚染，以诬古人”之嫌。可见，这里确实有一个大难题：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虚实关系的问题。

学术界对《三国演义》“虚”与“实”的争论，从历史小说理论上讲，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观点有三种：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小说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忠于历史，而《三国演义》最大的优点也在于它在总体上、在基本轮廓上忠于历史：其一，它所描写的重大史实都是真实的，都是查有实据的。其二，罗贯中虽然也对正史上某些材料搞了“张冠李戴”，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在较小范围之内有所弃取，有所夸张缩小，但这只属于运用史料的艺术手法，并没有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其三，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即章氏“七实三虚”中“虚”的部分，但也没有违背重大史实和史评的总倾向。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需要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因此，作家有权摆脱历史真实性的束缚。持此观点的论者指出，文艺家所注目和感兴趣的历史，并不仅仅由于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在于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编织在史料中的历史事件，不是砖瓦木头，不经过作家的创造就能变成一座美丽的艺术之宫。虽然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历史的真实，但来源的命题不能偷换为等同、替代的命题，不能抹煞它们之间质的差别。诚如席勒《论悲剧艺术》所说：“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三国演义》不是历史教科书，罗贯中力图表现的也不是历史的特殊性，而是历史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因此，不破除历史真实性的桎梏，就无法进入《三国演义》广阔的艺术殿堂。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小说应该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在历史小说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不是截然对立的。

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艺术真实则是历史真实的发扬和深化。《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不能仅仅理解为作品所反映、描写的那段历史，还应包括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所以，与其花大力气去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及注文，或野史杂传核对比较，倒不如认真研究一下元末明初的政治历史状况。因为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有所寄托的。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贯中懂得文学与史学的区别，并能将历史文学的“实”和“虚”有机结合起来，堪称在“虚”、“实”处理方面的范例。至于，《三国演义》是否“七实三虚”?“七实三虚”会不会混淆视听?见仁见智，论说分歧，实属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