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科技与文化（三星堆科教）

“沉睡三千年，醒来触目惊心！”这句话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正在进行的三星遗址考古。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金面菊碎片、鸟形金饰、青铜神树和精美的牙雕...这次让世界沸腾的考古发掘，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新”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惊叹。

"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伟表示，三星堆考古行动可谓“精细发掘”，秉持精细发掘理念，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了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为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多学科融合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都城，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鸭河南岸。1986年，我国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集中考古工作，出土文物千余件。这一次，考古学家连续发现了多达6个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坑”。考古范围从2坑增加到8坑，研究者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宗教祭祀遗址的全貌。

几十年来，对三星堆的每一次发掘研究，都会引起人们对其神秘历史的好奇。时至今日，三星堆背后的未解之谜依然引人入胜。

据了解，三星堆考古发掘坚持“学科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研究联合团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于蕾说，这是一项涉及国内34家单位的考古发掘工程。不再是1986年仓促的“抢救性发掘”，而是预设课题、同步保护、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的科学操作。“多机构、多学科的衔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充分展示了新时期我国考古理念和技术的新进展。”

这些团队中，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高校的文博机构和考古研究所，还有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环境科学、冶金学在内的跨学科创新研究团队不时在现场忙碌。

“从人员配备、专家施工到设施设备配置、具体工作操作，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洪林说，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色。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计划的制定和样本的采集，避免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不利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物被烧毁的痕迹，现场还引入了消防力量，试图解释当时火灾的温度和位置。

“黑科技”轮番助阵

考古发掘舱、综合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很多参观过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专家都不禁感叹，“黑科技”的加入让发掘现场太震撼了。

“这次考古发掘使用了很多新技术、新设备，把原来的野外考古发掘变成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例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在恒温恒湿的玻璃舱里，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可以不断挖掘、发现和记录那些微小的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孝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更细致的考古发掘将有助于从遗址中提取更多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者弥补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发掘留下的一些不足，对这些坑的性质做出明确的判断。

针对一直困扰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和性质问题，本次发掘引入了准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计。

“与以往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碳测年不同，这次三星堆考古的样品更多，选样更合适；在标本测量方面，精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孙华说，尽管最终的年代测定结果尚未正式公布，但我们相信这项工作可以对三星堆遗址的准确年代测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此外，“黑科技”的一些新应用也参与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经常会被腐蚀、斑驳甚至破碎。过去保护出土青铜器时，一般都是在青铜器上覆盖薄膜和软布，再用石膏固定。在这次发掘中，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非常逼真的青铜模型，然后在模型上涂上半固化的硅胶材料，形成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青铜器上，形成贴身的“保护服”，外面用石膏固定。

“当然，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在文物修复方面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用在新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对青铜器可能的损伤。这一创新应用值得称赞。”王伟说。

许多专家认为，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它集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王伟强调，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新发现的“祭祀坑”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将得到丰富和刷新，为研究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提供更多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