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女生书籍（撩女书籍）

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邻近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文字——“女书”，这种文字只在女性中流行和流传。“女书”美观精致，造型奇特，符号近2000个，有点类似甲骨文的写法。它只有四种笔画:点、竖、斜、弧。用菱形和斜体书写，从右到左

，无标点，不分段落，用当地方言演唱即可。旧时当地才女用这种男人不知道的文字互相倾诉心事，绣、刻、写在纸扇上，婚姻家庭传记，社会交往，恩怨私情等。然而，这种被学术界誉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写作”的语言活化石却濒临灭绝。●神秘天书被误认为“密码”和“永州野蛇”。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丝绸手帕上绣的女书上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恭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活幸福美满”。永州所属的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与广西接壤。现在人们关注永州，是因为有一种被女性称为“长腿写”的“女书”。“女书”是什么时候来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知道那是“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64岁的何京华奶奶的儿子知道，连汉字都不懂、只会说瑶寨方言的母亲掌握了一门神秘的“外语”，但在这个会读写汉字、会看外文的大学生眼里，母亲的“飞头小书”仍是一本“天书”。他解释说，这是女人知道的。家住江永县铜山岭农场的65岁老妇何，也没有女子书法的发源地:江永县普美村，打算把小时候奶奶传下来的“天书”知识传授给家里的男人。“老人传得少，女人传得母传女”已经成为一代代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知道神秘的“天书”写了什么。解放初期，当地妇女用“天书”交流，被下乡的外地劳工误认为“密码”，一度被禁止。●独特的女性话语“从看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可以抛开其他一切。”中南民族大学教授、80岁的语言学家谢志民无法掩饰他孩童般的兴奋。谢老回忆说，1982年底，时任中南民族大学哲学老师的哲冰带领学生考察民族文化时，带回了一些手稿、纸扇、彩带等，上面写着奇怪的文字。“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我最初推断它们是古代汉字的变体。”从此，谢老一头扎进了简单而精彩的“天书”中。谢老经过近10年的研究，推翻了原有的判断，认为“女书”具有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谢老同样惊讶:在中国文化的压力下，这些自成一体的人物是如何作为“世外桃源”生存至今的？●女书传人之一:94岁的桓伊拿着《女书》抱怨“红男(和鸟)，尾巴一甩，三岁的小姑娘就会唱歌，不差姐姐教她，只差女主一个人聪明”。江永地区著名的“女书”民歌似乎给了女书研究者一把打开语言障碍的钥匙。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女性书法的叶教授告诉记者:“这是汉字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了传播“女书”，女书是她们业余时间教的，学习者都是女教授。据调查，当地妇女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习惯——结交“老朋友”(同性伴侣)，通常是七个，称为“七姐妹”。因为嫁给一个“老人”直接体现了他的人品和道德，能不能嫁给更多的“老人”直接影响他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一种说法是一辈子不能嫁给一个“老人”。由于几千年来男权思想的支配，女性不仅不会读书写字，甚至相见恨晚，在家里闹事，男性听到也会嗤之以鼻。不为男性所熟知的女性书籍，就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生存下来的。已经发现的作品，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扇子上，有的绣在手帕、被子、缎带上。在江永县，人们还看到一种红色的“帕书”，字迹细腻，每行字相等。这是一首诗，中文意思是:新华女人看女人书/不为官不为民/只为女人/在女人书里诉说自己的感受。当地妇女除了讲故事、抒发感情外，还利用“妇女书”进行崇拜祈祷、叙述历史、说唱娱乐。江永县的花山寺是“女书”的活动中心。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妇女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手持写有“妇女书”的毛巾和纸扇，歌颂心中的妇女女神。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写道:“每年五月，各乡妇女与粉丝齐声唱和，其书细字，似蒙古语，县内男子可识字，我未见。”●“女书”朱良没有见到梁山伯。《女书》中的故事主角大多是女英雄或贤惠的女儿，男性有时甚至是丑陋的配角。比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女书》中流传下来，故事的题目就改成了《祝英台》。时至今日，“女书”90%以上的作品都是诗意的，甚至接近“五字”、“七字”等汉字成熟的诗意形式，这使得“女书”的写作成为当地女性眼中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言。比如新娘出嫁，女方写的“三朝书”就成了他们结婚当天，婆家在大厅里引以为傲的“脸面”。“女书”世界中的女性用一个内部流传的词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这不仅是无聊时光的慰藉，也是一种相当于男权社会的身份认同体系。他们用这个只传女人不传男人的“密码”，为自己圈了一个男人进不去的世界，并代代相传。据推测，与“甲骨文部”平行研究“女书”近20年的谢志民教授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在对“女书”字体的比较中，、叶等教授惊讶地发现，“女书”字体明显带有“图腾崇拜”的痕迹，这种崇拜只出现在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化、甲骨文等史前人类文化中。"各种研究表明，女书可能崇拜的图腾是鸟."谢老告诉记者。在“女书”中，“头”是象形字，形状像鸟的头，而从“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汉字“头”是象形字，形状像人的头。再比如“Ti”，是鸟的身体，汉字“Ti”是人的身体:“君”是两个鸟的身体并置，汉字“君”是一个拿着笔，张着嘴的人。甲骨文学派崇人，女书崇鸟。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最终成立，那么被学术界一致公认为“甲骨文学派”作为中国中流砥柱的语言文字理论，可能会随着女书的惊人发现而被打破，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两个部分，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后者最大的代表就是春秋时期曾经称霸中原的初始族群吴越国。让谢老对这一研究推测深感自信的是，绝大多数出土文物，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上海及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代表古越民族史前文化的崧泽文化，都有“鸟图腾崇拜”的痕迹。甚至几千年后，越王勾践的剑上还刻着“王”字下的两只鸟。●据了解，“女书”目前面临传承危机。90年代以来，女书传承人高银仙、易年华等几位老人相继去世。目前，只有93岁的杨和60多岁的何能读写女书。此外，“女书”作品流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流失国外的“女书”作品有近百件。由于经费等原因，保护和研究举步维艰。女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不能抢救，为什么只在江永及其邻近地区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性怎么会允许女性学习和使用男性不懂的文字？女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些谜团会留下“永远无法理解的历史遗憾。”毋庸置疑，江永的“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根深蒂固、覆盖面广的神奇文化现象，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