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第一次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后就不支持了？

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在汉学家中很受欢迎，他的视角与历史学家研究太平天国的视角不同。史景迁无意写一部详细的太平天国通史，也无意阐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信仰。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洪秀全的精神世界，说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处于一种"世界末日的第二景象"在

说起来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初，还出版了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书。两位作者都是来自史景迁的学生:一个是斯蒂芬的《天堂的秋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普拉特；另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TobieMeyer-Fong的《大灾难之后:太平天国运动与19世纪的中国》。这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内战"。裴世峰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这些术语的选择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个人判断，即判断一方谁对谁错。如果我们称这个运动为"太平天国起义"毫无疑问是站在清朝一边的。这个概念暗示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的所有暴力行为负责。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称之为"起义"或者"革命"那就是站在造反派一边，认为太平军是反抗政府残酷统治的叛乱。并使用"内战"这个概念，它可以准确地描述中国内战的规模和力量对比。这两本书对这场内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裴世峰对《大灾变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梅尔清对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经历的开创性研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情感上引起了深刻的共鸣。正因为它的感性力量和洞察力，这本书是思想感人，灵魂震撼，最重要的是视野开阔"。这是因为《大灾变后》聚焦于战后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从不同的人、学者、士兵、女人、孩子、官员、汉奸等角度，梳理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经历和记忆。在梅尔清看来，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争对个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裴世峰对太平天国的处理是另一种方式。与史景迁相比，裴世峰借用了他以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许多令人信服的细节来陈述和还原历史进程。然而，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场惨烈的内战中，西方人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和看法是什么；这场内战在当时被纳入全球文化视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中国恢复其在19世纪世界上的合法地位。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全球化也不是我们有时认为的最近的现象。大清帝国通过贸易深深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中国内战和对岸的欧美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立刻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他书中提到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当时的太平天国和美国内战都是19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这一点对英国尤为重要，因为两国都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书中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英国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与清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根据当时的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英国干预镇压太平军和重启中国贸易可以极大地弥补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否则按照中国几千年的“一治一乱，一乱一治”，清朝很可能早就被取代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至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迟了50多年。但是，这种观点还是会受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取代了大清帝国，是否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但我们总能发现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战争后期洪秀全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是用这种表面的中国式教义来完成他的神化地位，和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没有太大区别。

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太平天国，说中国连续不断的起义，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这种起义的原因是宗教的还是民族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太平天国后期，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发生了逆转。在1862年的《中国纪事》中，马克思写道:在这场中国革命中，陌生只是它的体现。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比旧统治者更让人民害怕。他们的整个使命似乎是用丑陋的破坏来反对停滞和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任何建设工作的迹象。"在文章的最后，马克思把太平军和中国的魔鬼做了比较，说这种魔鬼是"停滞不前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此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天国的秋天》的写法很奇特，与老师史景迁选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世峰从太平天国中后期就开始涉足，还挑选了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除了简短地提到洪秀全，其他的东方君王，杨和忠君李秀成，都提到得很少。书中甚至没有提到西王母萧朝贵，重要主角曾国藩直到第六章才出现。裴世峰选择的时间是1853年洪仁玕以传教士助理的身份逃往香港，到1864年洪仁玕被清兵追捕结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于他与香港众多传教士的密切关系。当许多传教士意识到太平天国的二号人物王干是他们的助理传教士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向大陆传播基督教的好机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有这种同情，而这种源于相同信仰的同情影响了当时西方人对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的不同看法。但就是这样一群传教士才意识到，虽然他们都信仰基督教，但洪秀全的基督教绝不是他们认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这种宗教信仰的背后，还有一支由暴民组成的军队。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像腐败的大清帝国一样。书中有许多战后废墟和杀戮的场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太平军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有什么大的区别的话，除了宗教信仰，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起义发生在近代，发生在闭关锁国被外人打破之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洋洋自得的个体，从此有了西方势力的干涉，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和世界息息相关。在《天国的秋天》中，裴世峰借用了英国领事托马斯·泰勒梅多斯(Thomas TaylorMeadows)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观点，认为这个国家千百年来的发展是因为中国人尊重成功的叛乱，并将其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帝维持和平、秩序、稳定和繁荣的意志。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的介入和入侵，这次叛乱可能已经失败，然后精心策划下一次叛乱，直到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被推翻，或者太平天国取代大清帝国成为新帝国。按照英国人原本的预期，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支援太平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但是，当这种支持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支持曾国藩和湘军。但战后，最终的回报也未能达到预期。

裴世峰在《天堂的秋天》中写道:"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是上海苦难的开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会提升英国在中国的利润，但随后的发展确实如他所料，但原因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到来，而是战争的继续...战争期间的繁荣被长期的衰退所取代，在此期间，英国的两大企业破产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尤其是帕麦斯顿，意识到恢复中国的黑暗稳定永远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战争带来的好处远远高于和平时期。所谓战争，既是政治的延续，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只要不是自己国家的战争——其他地方的战争总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这可能就是战争层出不穷的原因。